[青年报]上海交大黄庆桥：60年前 钱学森曾提议建“火箭军”[图]
2015年的最后一天，中央军委正式将第二炮兵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部队，第二炮兵也由原来的战略性独立兵种，上升为独立军种。
正当举国热议火箭军之际，专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黄庆桥博士告诉青年报记者：“其实早在60年前，‘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就已发出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呼声，而且此事恰恰就发生在1956年的元旦期间。”
钱学森给军队讲课提出建火箭军
“钱学森是回到中国后，给军队高级将领讲课时，提出建立火箭军。”黄庆桥博士掀开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到新中国。国家对这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极为重视，事前已对钱学森回国后的工作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尽管回国后钱学森名义上是中国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研究所的所长，但实际上，钱学森的工作重心是在领导中国火箭武器的研制上。“火箭武器的俗名‘导弹’，就是钱学森建议的。”黄庆桥说，“导弹”一词，两个字表达了两层含义，既表达了可控之意，又表明是一个炸弹，是火箭武器的最好表达，因此，一直沿用至今。
钱学森回国后，赴东北考察，其中很重要的一站，就是考察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的前身），哈军工第一任院长陈赓大将亲自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军工。
12月26日，病中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北京医院的病房中会见了钱学森。彭德怀也是最为关心火箭武器的军队领导人之一，他和陈赓都是经历过朝鲜战争的，对中美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有着痛切的亲身感受，故而对发展尖端武器格外上心。
钱学森回答了彭德怀关心的导弹研制的一些关键问题，这让彭德怀看到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希望。彭德怀还指示陈赓，要请钱学森给军队高级干部讲课，让军队高层指挥员知道导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用导弹武装起来。“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彭德怀对发展导弹事业的良苦用心。”
对于新中国来说，195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既是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又是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给军队高级将领讲课，意义特殊而重大。
据当事人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后来的二炮司令员李旭阁回忆，钱学森的讲课安排在1956年元旦下午三点。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位元帅也特意赶去听课，钱学森授课规格之高以及所受重视程度，由此可知。
据记载，钱学森在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个字。他说，这“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的陆、海、空三军的新型部队，是一支能够远距离、高准确度命中目标的部队，是现代化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后起之秀。兴之所至，钱学森大声疾呼：“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箭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
“火箭军”之名由此而来。
钱学森并非提议火箭军第一人
“事实上，钱学森并非提议火箭军第一人。”黄庆桥博士介绍说，就在钱学森1955年底考察哈军工的前几天，时为哈军工教员的任新民、周曼殊、金家骏三人给陈赓写了一个报告，并请陈赓转交中央军委。这个报告提出，我国应当重视发展火箭技术和研制火箭武器。由此可见，钱学森并不是提出在中国发展火箭技术、研制火箭武器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由于此三人当时的分量并不重，所提报告也不具体，军队高层对火箭又不了解，因此，这个报告并未产生什么影响。” 黄庆桥说，尽管钱学森不是提出新中国要重视发展火箭技术和火箭武器的第一人，但是，新中国确定优先发展火箭、导弹的重大战略决策，却与钱学森密切相关。
1956年2月4日，周恩来会见钱学森。这是钱学森回国后，周恩来第一次会见他——尽管这次会见并不正式，会谈的主题当然是火箭。周恩来指示钱学森，尽快起草一份关于发展我国火箭事业的报告，提交中央审议。
2月17日，钱学森向周恩来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要解决的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中国到底是要优先搞导弹还是要优先搞飞机？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钱学森与新中国的将帅们展开了讨论，中心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要优先选择发展火箭导弹而不是战斗机？钱学森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首先看发展战斗机的问题：一代战斗机的研制周期，发达国家是10年，形成武器列装到部队，要15年。我国工业薄弱，能设计却不能生产，有能力制造，但大量的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和配套的雷达等，都难以保证。15年的周期肯定不够！即使解决了这些，以我国的经济实力，大批量生产也不现实。
再看导弹的比较优势：飞机有人驾驶并需要反复使用，各部件都必须过关才能保证安全。导弹就不同了，它是自动寻找目标，而且是一次性使用，即使我们工业落后，不能确保每个部件是最好的，但根据系统工程原理，把一般的部件组合起来，同样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最后，通过上述两点的比较，得出了优先发展导弹的高性价比：导弹的投入主要集中在科研、试验上，一旦研制成功，国家再穷，生产一部分应该不是问题。即使从战争角度看，导弹不仅对地面，也可以对空中、海上来犯之敌进行有效打击，在我国空军、海军还很弱的情况下，选择从导弹上突破，不失为一条捷径。
“仅凭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工业水平和制造能力，短时间内大批量造出飞机并入列部队用于实战，的确很难做到。于是，新中国做出了研制‘两弹’的战略决策。事实证明，‘两弹’的全面成功，壮我国威、军威，影响深远。”黄庆桥分析说。
“但是，也不是说这一决策就没有负面影响。由于飞机研制没有享受到‘两弹一星’那样的战略地位和扶持——尽管飞机的研制一刻也没有停步，因而其发展水平无法在根本上得以提升，大大落后于世界。军用飞机的命运尚且如此，民用大飞机的研制就更加没有影子了。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为什么党中央下大决心，研制大飞机的深层原因之所在。”
“两弹一星”曾遭反对意见
“事实上，整个‘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怀疑的情绪一直都有，有时矛盾还很尖锐。”黄庆桥博士告诉青年报记者。
1955年1月15日，在毛泽东的住处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做出了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1956年春，在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钱学森递交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之后，党中央正式做出了研制导弹的重大决策。
而不同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两弹”太费钱。19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刚起步，千头万绪，各条战线、方方面面都需要钱，而国家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缓过劲儿，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可是搞“两弹”偏偏需要惊人的持续投入。二是技术太复杂。当时中国的科研力量很薄弱，工业基础也比较落后，如果上马“两弹”，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花了大把的钱，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
这些不同意见，以及研制原子弹准备工作的迟滞，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毛泽东看来，上马“两弹”，是关系到新中国未来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毛泽东决心力挺“两弹”。于是，“两弹”的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即便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次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两弹”研制都没有停下来。
1961年夏，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达到高潮。作为“两弹”事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聂荣臻指示国防科委紧急起草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由他签发，直接上报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写道：“四年左右，造出初级的原子弹，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造出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这等于是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毛泽东很快圈阅了这个报告，支持“两弹”继续上马。1962年，毛泽东还在二机部的报告上挥毫写下：“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来源：《青年报》 2016.01.06 第A03版 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