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文学研究批评》| 涂昕：从童年的“百草园”到成年后的莳花养草、植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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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自然环境、对花木的喜爱

对草木虫鱼的喜爱从小就产生且持续终生，是周氏三兄弟共同的特征；要追溯这一性格的形成来由，可能要先从他们的成长环境说起。

鲁迅对童年时代“百草园”的描述，我们早就耳熟能详：“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入冬下雪之后，则有另外的乐趣：“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一分共有九十四节细说“百草园”的方方面面，其中《后园》、《园里的植物》、《园里的动物》、《园里的动物二》《菜蔬》等内容专门讲述园中的草木鸟虫，与其兄的文字形成有趣的呼应和对照。鲁迅写到的皂荚树、桑葚、何首乌、木莲藤、覆盆子，以及蝉、蟋蟀、油蛉、蜈蚣、斑螫，还有赤练蛇和张飞鸟，周作人都一一道来，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一些补充；还写到鲁迅不曾提及的楝树、石蒜花、野苎麻、蛐蛐草、蒲公英，清水毛坑中的青蛙，一些不知名的四脚兽。

除却“百草园”，“桂花明堂”也是一个接触自然的好地方。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曾忆及故家的明堂：左右各有一棵桂花树，树下的泥土在夏天会有许多圆孔，是蝉从地下钻出来所留下的痕迹。树干上、砖石间、石池南面靠墙处，哪怕只有一点点泥土，就能冒出不少野生植物，多是牌草、凤尾草、天荷叶、蝴蝶花之类。另有一丛天竹，是他们的父亲亲手种植的。

所谓“石池”，是靠近南墙处用大石板砌成的小水池，用来浇花。另有一处于石墩上叠着三块厚石板，专门搁花盆用，有鲁迅种的月季、石竹、文竹、郁李、映山红、老弗大（即平地木）等，也有鲁迅父亲种的万年青、小松树、刺柏等。后来鲁迅回家卖掉老屋时，大部分花都已经送人了，只剩下一两盆，其中有他从日本带回来的水野栀子。

鲁迅还曾在《阿长与〈山海经〉》提及一个远房的叔祖，也就是玉田公公，“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周建人的回忆中也谈到鲁迅经常去找这位玉田公公，除去鲁迅提及的那些花，还有南北三大间书房中间的明堂，“靠西是一株桂花树，东边是一个花坛，种着牡丹”。“玉田公公对花草很爱惜，对我说：‘你看看不要紧，就不要用手去摸呀!’所以我看花总是反背了两只手，玉田公公也就放心了。”玉田公公还养着金鱼和油蛉一类的虫，也是引起周氏兄弟兴趣的东西。周作人回忆，靠近玉田公公大书房的厅房小院，“很有些树木，有月桂，虽不是每月，秋季以外常发出桂花香来，可见的确开花的，罗汉松结子如小壶芦，上青下红，山茶花、枇杷、木瓜各一株，北窗均用和合窗，窗外有长石凳高低四列，可知以前是很种过些花，大概与兰花间的名字是有关联的。”

十五曾叔也拥有许多引起三个少年强烈兴趣的“宝贝”：“他的厅里、房里、明堂里，都十分热闹。地上是春兰秋菊，夏天是并蒂莲，四时的月季，一年四季鲜花不断；池中游着各式金鱼；空中挂的鸟笼里有鹦鹉、八哥、百灵各种鸟类，常常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还有蟋蟀、油蛉等虫类和松鼠等小动物，真是有趣极了”。还有一个熊三叔祖也爱好花草，“光罗汉松就有一百多盆，其他奇花异草还很多。这样，老台门就成为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大哥也常常去看，特别是在拜忌日的时候，仪式还没有开始，就观赏各种花草虫鱼鸟兽。”

更大的乐趣在于每年上坟时漫山遍野奔跑：采摘映山红，把花瓣放在嘴里咀嚼，品尝其特有的清香和酸味；紫云英的花朵红紫可观，摘来大把攒作花球，茎叶则用腌菜卤煮，味道颇似豌豆苗；还喜欢拔平地木，这种植物只长到二三寸就不再长大，故有俗名“老勿大”，会结出鲜红可爱的果实，至冬不凋。

少年鲁迅每年都会在上坟的时候收集许多花草带回家来种植：“他种的有映山红、石竹、盆竹、老勿大、万年青、银边八年青、黄杨、栀子、佛拳、巧角荷花、雨过天青、羽壬装、大金黄、芸香、蝴蝶花、古样草、萱花、金钱石菖蒲、荷花、夜娇娇、鸡冠花、凤仙花、茑萝，等等。草花每年收籽，用纸包成方包，写上名称，藏起来，明年再种，并且分类，定名称。他把《花镜》、《广群芳语》等书作参考，查考新得来的花草是什么植物，喜欢在盆上插一支短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后来，他种的花多了，发觉《花镜》上也有讲错或讲得不完全的，就在书上加上许多注解，比如《花镜》上说，映山红‘须以本山上壅始活’。大哥注解说，这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这就可见他不是一般的以种花草为消遣，而是由爱好进而在研究植物了。”

青年时期对植物的钻研

这从小培养起来的种花养草的习惯，是鲁迅持续了终生的爱好之一。1898年在南京时，他写过《莳花杂志》两则，记录自己种植的石蒜科草本晚香玉和地衣类植物石蕊之外形、香味和实用价值等内容。

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一度与许寿裳等人住在夏目漱石曾经居住过的一所宅院，取名“伍舍”。“伍舍的庭院既广，隙地又多，鲁迅和我便发动来种花草，尤其是朝颜即牵牛花，因为变种很多，花的颜色和形状，真是千奇百怪。每当晓风拂拂，晨露湛湛，朝颜的笑口齐开，作拍拍的声响，大有天国乐园去人不远之感。傍晚浇水，把已经开过的花蒂一一摘去，那么以后的花轮便会维持原样，不会减小。其余的秋花满地，蟋蟀初鸣，也助我们的乐趣！”

鲁迅从日本给留在老家的周建人写信，建议三弟自学植物学。为了支持弟弟的自学，鲁迅先后寄去四本书：一本是德国司脱拉司·蒲克（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英译本，“因为他在日本看到报上评论，说这是一本世界上最好的植物学教科书，所以他买了来”；一本《野花时节》，图文并茂的精装本，印刷得很精致；第三本是英国杰克逊（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还有一本《植物的故事》。还寄了一架解剖显微镜以便观察植物。

1909年夏，鲁迅从日本归来，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圭寿的植物学翻译。课余他经常带学生到葛岭、孤山和北高峰一带采集植物标本。林志浩《鲁迅传》里写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有一次铃木先生和鲁迅一起跟学生在野外采集标本，学生询问路边的一种开小黄花的植物名，铃木回答：“一枝黄花”，学生以为老师信口胡说便哄笑起来。鲁迅此时严肃地对同学们说:“我们做学问，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不能强不知为已知，不论学生或老师都应该这样。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辞典》，刚才这种植物属于菊科，有图可以对照，学名叫‘一枝黄花’”。

这一时期他跟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同事、生物教员张柳如一起根据德国恩格勒的分类法，对植物进行严格的分类、定名工作。鲁迅回到绍兴之后，张柳如曾利用假期拜访鲁迅，并一起到涂山等处采集植物。据当时跟鲁迅同在学校任教的杨乃康先生说，鲁迅在杭州这段时间，还曾起意编写一本《西湖植物志》。

1910年夏天，鲁迅离开杭州回到故乡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教务长，并教授部分博物学和生理学课程。鲁迅在这一时期“对采集植物标本用力更勤。他在家专门配制了采集植物标本的工具，铁铲和白铁桶”。据绍兴中学堂当时的学生吴耕民先生回忆，每次带学生外出，鲁迅总是在前面带队，‘还在肩上背着一只从日本带回来的绿色洋铁标木箱和一把日本式的洋桑剪。沿路看到有些植物，他就用洋桑剪剪了放进标本箱内。’”

除了带领学生外出，鲁迅也经常带周建人和帮工王鹤招一起到野外采集标本。鲁迅《辛亥游录》一文记录的正是自己1911年跟周建人一起采集植物的事情。全文分两节，第一节写3月18日他们一起到大禹陵后面的会稽山采集植物，山不太高，一路刺棘丛生。在靠近山顶的地方，鲁迅采集了两种寻常的植物标本；而在山顶绝壁处，则发现了一种名叫“一叶兰”的稀有植物，“一叶一华，叶碧而华紫”。第二节写他们8月17日到镇塘殿观海潮，鲁迅注意到沿堤有一种植物，叶子如同桑叶，花瓣五片，散发出淡香，揉碎之后则有臭气，鲁迅判断它应该是马鞭草科的海州常山之类。潮过雨霁，鲁迅看到芦荡中有正在开着紫花的野菰，就一脚踏进泥塘采摘了数株用作标本，皮肤都被芦叶划破了。他本来还想移植其中生得特别高大繁茂的一株，但这野菰托生于芦根，移到泥土中将不能自我养活，只好作罢。

正如其三弟所说，鲁迅对植物采集的兴趣，一点也不亚于日后成为生物学家的周建人。即便辞去了绍兴府中学的工作、不再教授博物学之后，他也依然喜欢带着周建人和鹤招，“背了植物稿，到处采集植物”。周建人还曾详细描述过鲁迅制作标本的方法：把采来的植物枝条剪成适当的长短，又把一张报纸对才开后折拢，把植物夹在中间，并放入写明植物名称、采集地方和年月的纸条，再衬上几张四折的报纸。“研究植物的人制标本常用压榨器，但鲁迅先生在家中制标本只用木板制的夹板，夹板用绳扎住，可以晒在太阳下面，使标本快点干燥。如果讲究一点，衬纸是应当用吸墨纸的，但是鲁迅先生只用旧报纸，也一样能够做成好标本。”

鲁迅当年对三弟说，人的衣食住行，农业、林业、畜牧业的发展，医药的进步，都离不开植物，如果地球上没有植物，那将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应该多多种树，这看似没有多少近在眼前的实效，却事关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

“室外独留滋卉地，年来幸得养花天”

1912年5月离开家乡、定居北京之后，换过好几次住处，几乎每到一处都会特别留意到那里的植物；只要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相对较长，就在那里种树栽花。

初到北京，鲁迅住在绍兴会馆藤花馆西屋，后又搬到朝南的一间屋子，最终迁入西院的补树书屋。院子里有一棵高不可攀的槐树，“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9年7月，鲁迅买下位于八道湾十一号的居所，年底搬了进去。1920年1月17日鲁迅在日记里提及同僚送来桃花和梅花八盆以贺乔迁之喜。后来他又亲手种植了丁香、榆叶梅、青杨等花树。1923年4月，俄国诗人爱罗先珂回国之时，大家又在八道湾的院里种下一棵棘梅以示留念。

1923年8月，鲁迅租用俞英崖位于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居所，在这里住了约十个月。俞英崖的女儿俞芳写过一篇《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里面有一个关于植物的小细节：当年此文作者还是一个小孩，在家中院子南面的小土堆上种了一株芋艿。鲁迅搬来不久就问俞芳小朋友：“为什么你种的芋艿总是只有一片叶子呢？”小朋友回答说：“新叶出来了，又嫩又绿，老叶老了，不好看，我就把老叶摘掉了。”于是鲁迅告诉她，“这样下去芋艿种不好，以后不要把老叶摘掉了。”俞芳写及鲁迅先生对小孩子的行动十分关注时举了这个例子，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鲁迅对植物的留意和爱惜。

同年10月底，鲁迅买下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的房子，修缮了六间旧房，又添了著名的“老虎尾巴”；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居住在这里。我们读他写于1924年9月15日的《秋夜》，知道这“老虎尾巴”的后园墙外有两棵枣树，园中野地上还有一种粉红花，花朵极细小，从春一直开到秋。1925年4月3日，鲁迅在日记中写及“云松阁李庆裕来议种花树”；5日，云松阁派人来种紫丁香、白丁香各两株，碧桃一株，花椒、刺梅、榆梅各两株，青杨三棵。“云松阁”位于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文化街，是鲁迅常去的一家店铺。店主人李尧臣除了经营文物，还爱好种植花木，在丰台张家路口有几亩苗圃；日记中提到的李庆裕就是店主的儿子。鲁迅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及这些新种的花木：“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1925年5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专门谈到中央公园的“芍药已开过，将谢了……”1926年9月来到厦门大学，同年10月28日，他给许广平写信说到住所楼下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鲁迅尝试着跳进去，以至于在股上和膝旁各刺了两个小伤。11月7日写信给李小峰时，也专门提到自己留意的植物：“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12月31日致李小峰的信中再次提到这些植物：“天气，确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黄得多；然而我那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山里也还有石榴花。”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他写到住在广州大学钟楼上每日陪伴他的植物：“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

在厦门和广州两地时，还有一种热带水果“杨桃”给鲁迅留下了深刻而美妙的印象。在厦门时，鲁迅就曾写信跟许广平谈到它，称其“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到广州之后，他说自己以一个“外江佬”的眼光来看，这里的花果都颇为奇特；其中最令鲁迅喜爱的就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后来在给画家罗清桢的信中，鲁迅再次写到这种让自己念念不忘的水果。罗清桢从1932年开始自学木刻，多次写信向鲁迅请教。鲁迅在1933年12月26日的一封信中，建议画家多多表现自己家乡广州所特有的风景和动植物：他特别以杨桃为例，说这多角的果物在北方人看来甚为稀奇，如同看到火星上的果子——正是这样的地方色彩，能增加绘画的美和力，令人开拓眼界、增加智识。

鲁迅晚年居住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据说门前小院内种有夹竹桃、石榴、桃花、紫荆等花木。1935年1月4日写给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中还特意提到“内山老板惠赠松竹梅一盆，最近盛开，给会客室增添了不少生气。”1936年4月15日给颜黎民写信，说家门外“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去年种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也写到这个小花园，种着一棵七八尺高的柳桃，“一到了春天，喜欢生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蚁虫的机器，一边陪着说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沿墙则是一排长不大的玉米，是海婴一定要种的。“春天，海婴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意。”海婴对植物的喜爱令人想起许广平的一段回忆：在生下海婴的第二天，鲁迅“非常高兴地走到医院的房间里，手里捧着一盘小巧玲珑的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似他的个性，轻轻地放在我床边的小桌子上。”还有关于一个水仙花的小故事：1935年2月，鲁迅去郑振铎家里做客，恰巧看到郑家的水仙开放了，就借着酒兴谈起了水仙的观赏和药用价值，郑振铎惊讶地问鲁迅为何了解得如此详尽，鲁迅回答说：“我钟情于此。”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涂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