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教育家与好大学[图]

好大学离不开好校长。交通大学120年的风雨历程中，出现了唐文治、黎照寰、彭康等许多杰出校长。他们在掌校期间，都以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人格魅力，为交大校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甚至奠定了学校传诸久远的基业、风格、气度和价值追求，创造出熠熠生辉的交大精神和优良传统，泽被一代又一代交大学子。他们的办学理念和经验，其中有许多即使在今天仍然富有启示及借鉴意义。  

培育“第一等人才”

唐文治（1865—1954），1907年9月出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直到1920年冬辞职。  

掌校期间，唐文治确立了崇尚实学的教育思想和先进的工程教育体系，加强学生的数理化基础，强调切合实际，重视实验、实践环节，借鉴西方工科教育经验，树立工文并重、工管结合的教育模式，以培养品学兼优的“第一等人才”、“领袖人才”为目标，立志将学校办成牛津那样的世界名校，“将来须成为中国第一大学”。他始终坚持“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的办学方针，培育出学校“务朴纳、汰浮华、好实践、恶空谈，学则中西并重，而以实用为归”的优良校风。  

唐文治主张，“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强调培育科学、实业人才，必以道德品行为先。1910年，他亲自制订“勤、俭、敬、信”四字校训。1912年在《学生格》中，他明确提出学生须将立诚、尚志、有恒、知耻、取友、爱敬、尊师、公德、勤俭等作为必备的基本品格。1913年他在修改学校章程时，将“注重道德，保存国粹，启发民智，振作民气以全校蔚成高尚人格”列入学校的教育宗旨，“无论风气若何，决不变更迁就”。  

建设第一流大学

黎照寰（1888—1968年），1929年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兼交大副校长，次年专任校长，直到1942年8月辞职。  

黎照寰作为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服膺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实业兴国、交通为先”主张的教育家，在掌校期间确定了“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交通建设专才”的办学宗旨，一开始即精心筹划和完善管理体制、教学方针、培养目标、系科设置、学校规模等，并千方百计落实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他注意与铁道部、铁路系统保持密切关系，形成“部校合作”、“部路校联贯”的办学机制，尽可能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确保人才培养上的供求结合和毕业生的充分就业，不像“他方非患乏才即患失业也”。这也使交大及其毕业生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吸引了最好的生源。  

在黎校长努力下，交大先后设立由数学、物理、化学3系组成的科学学院和管理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电机工程学院、研究所等，聘请了许多一流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等来校演讲，形成工科学生既注重专业技能、实践动手和研究创新能力，又强调数理化等科学基础、国文和外文等人文素养，三者并重、相互促进的教学结构、培养模式，确保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使学生能够担负“指导管理与建设之责任”和发明创造之要求。进一步强化了“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交大传统，使学校赢得了“东方MIT（麻省理工）”的美誉。人称当时中国的工科教育是“北有清华，南有交大”。  

黎照寰非常注意赓续、培育学校的优良传统，在掌校之初，即通过校训专案委员会，确定“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为交大校训，重申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他在演讲中强调“领袖道德与领袖人格”、“科学界之学问自由”等，教导学生要“才识丰、体力雄、志行高，具此三者，始能任重致远，为国效劳”。交大学生除了勤奋学习外，还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全面发展，关心国事。  

黎照寰以振兴实业为己任，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办学精神、自己的教育思想，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高等工科教育上面，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将交通大学建成理、工、管结合的著名大学，造就了民国时期交大最为辉煌的发展阶段。  

共和国重点大学的缔造者

彭康，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被捕入狱，“七七”事变后获释，曾任中原局、华中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华中建设大学、山东大学校长。1952年9月，彭康受命转任上海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1956年，他主持了交大的西迁，并同时担任交大西安部分、上海部分的校长兼党委书记。1959年9月，国务院决定交大在两地分别独立建校后，中央任命他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对20世纪50年代上海交大和60年代西安交大的发展，彭康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两校师生的爱戴。  

作为有水平的共和国教育家，他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同时，认真遵循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尊重、依靠老教师和知识分子。他到交大的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地拜访老教师。他在第一次全校大会上即明确提出：“办好学校牢牢抓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一条是教师队伍……而实现党的领导，核心的一条是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还指出，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团结合作问题，要把他们当老师来看待，要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有职有权，敢说话，敢负责。当时，交大的校务委员会是党委领导下的重要决策机构，其中作为骨干教师的教授、副教授占到67%。彭康十分尊重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放手工作。交大有一个教研室党支部曾发生不尊重老教师的现象，他知道后严肃批评，要求坚决纠正。为此，该支部写的道歉书先后修改9次才得以通过。为保护、鼓励学校教师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积极性，他明确表示“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学术问题党委和支部都不能作结论”。“不能把学术问题当作世界观或是政治问题来批判”。  

彭康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明确提出：“我们要多培养几个钱学森，甚至比他更好的！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整个学校工作的总的方针是：面向教学，面向学生……党的工作应该是通过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来保证这一方针的贯彻。”可以说，这就是他的办学主张。所以，他特别强调“红”与“专”的统一，认为“如果红的不专、专的不红，那我们的教育就失败了”。他尽可能减少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对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冲击，以过人的胆识，顶住各种压力，反复强调“要限制社会活动和开会时间，把时间用到主要任务上”，“教学时间不得侵占”。  

正是在彭康的领导下，交大延续了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稳定了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教学、科研工作，尽可能避免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成功地保持了全国重要工科院校的地位和影响，首批入选国家重点高校。  

对于大学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在其初创或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够有一位出色的教育家担任校长。有了好校长，才可能创办、建设一所好学校。好校长又会成为一座丰碑和标尺，时时烛照、丈量着后来人。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世界一流的校长和教育家。这也是交通大学120年光辉历程留下的重要启示。（四） 

来源：《团结报》 2016.03.24 第05版：文史周刊1 

原文： 教育家与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