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上海交大费一文：国家的态度会决定产业转型的速度

在制造业转型压力不断释放，股市持续震荡的秋天，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抹亮色，无论是互联网全行业的创新，还是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都被寄予厚望。      

作为深入研究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资深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费一文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表示了乐观。      

但同时，他认为金融业还需要质的提高，才能成为我国经济的强力拉动力量之一。      

更重要的是，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在迎来新一轮大繁荣之前，需要对或重或轻的痛苦，有更多的承受力。      

征信系统是互联网金融立足关键

时代周报：你如何解读《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出台背景和政策意图？      

费一文：作为一个新兴的业态，互联网金融事实上就是在国家的宽容中发展起来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互联网金融并没有自己专门的监管机构，也不像传统金融机构受到严格的监管。可以说，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发展迅速，宽松的监管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传统金融机构经常抱怨，与互联网金融竞争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甚至当互联网金融公司触及一些在传统金融结构监管体系中属于违规做法的时候，它们却没有受到处罚。      

《指导意见》就是在当下互联网金融的确存在一定的泡沫，负面问题开始涌现的情况下，国家采取的一些对互联网金融行业进行规范和降温的措施。但总体上，国家对于互联网金融整体上还是持积极态度。      

时代周报：未来一两年内，互联网金融中的大型公司是否能够拥有与传统金融机构竞争的实力？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内呢？      

费一文：互联网金融能够从草根发展起来，是因为传统的金融机构在效率和服务方面有待提高，因此互联网金融在零售业务方面的确对传统金融机构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进入了更高的层次。此轮竞争的关键在于征信系统。蚂蚁金服和京东等大型公司，实际上都在致力于建立各自的征信系统。我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征信系统是国家用行政力量建立的，而蚂蚁金服、京东则是用自己平台上沉淀的大量交易数据等大数据为基础来建立征信系统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当年，以国家力量为依托，银联为了全国联网，后来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刷卡，都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更何况仅仅依靠民间力量。从理论上来讲，人们确实可以用支付宝发工资、买房子，但要真正实施可能在短期之内是不现实的。然而从长期来看，蚂蚁金服、京东等大型公司的征信系统有望建立得比较完善，那时候它们将拥有与传统金融机构相竞争的能力。      

时代周报：在互联网金融行业洗牌加速、出现集中化趋势的情况下，创业的空间是否还存在呢？ 

费一文：仍然是存在的，就像现在一样。目前整个征信系统是由国家建立的、唯一的，但在个人购房购车或需要其他金融服务时，相关机构和公司也可以调用数据。—现在的行业生态是，大量中小公司围绕在大型传统金融机构身边，做一定范围的、小型的创新，未来也一样。比如，阿里做主干大系统，然后它对主干上的其他公司开放一些资源，提供一些数据，小公司则运用数据做些创新。      

事实上，阿里的做法很明确，他就是要做大的系统覆盖，分支业务则留给其他公司去做，也形成以大公司为旗舰的互联网金融生态。      

目前股市仍存系统性风险

时代周报：近期股市低迷，这对互联网金融公司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费一文：从股价与企业市值的关系来看，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确受到了股价下跌的影响。但目前股市存在的主要是系统性风险，所有公司的股价几乎都在跌。      

但互联网金融、甚至整个互联网行业有一点是可以反思的，就是市场对互联网企业—包括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狂热程度已经有点太过。比如，只要一点点互联网概念的公司，其价格就可以炒的非常之高。 

这样的狂热是不正常的，是应该警惕的。企业的根本价值在于对其对社会的贡献程度。很多的互联网企业家不谈贡献度，开口谈的全部都是市值—如果企业家仅仅是每天围绕着市值在转，不认真研究如何把企业做好，我认为是泡沫。      

时代周报：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认为，央行扶持实体经济和救市双管齐下，但“货币政策对调整宏观经济已经失效”，你如何看这一观点？      

费一文：我基本上同意这一看法。无论降准还是降息，都是在促进投资。但目前我国经济并不缺乏资金，而是缺乏好的项目。现代社会信息越来越发达，市场的不对称越来越弱。很多企业融不到资金，并不是说市场上没有资金，而是市场认为这些企业没有前途，不愿意给他钱。我国进行产业调整，是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个落后的产能已经不应该再继续了。当然也不排除在完成转型前临时救一把的可能性，但无非就是减缓一下衰退的速度，避免造成大的社会动荡。但是从长期来看，没有人会再给他投资。从本身来说，整个社会目前的资金并不是很缺乏，好企业不缺钱，差企业很差钱。所以持续采取降准降息对企业的帮助不大。      

国家应释放更明确的转型信号

时代周报：目前制造业下行、工业探底，经济增长承压，国家应当出台政策对这种趋势进行干预吗？还是应当任由其去产能？      

费一文：目前的实体经济正在经历新常态建立的过程，原有的产业结构在进行调整。这一轮的调整会是很痛苦的过程。尽管此前大家对这一过程有所预期，但是当痛苦真正来临时，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和企业家是无法直面现实。可以预计，基于我国经济庞大的规模，这轮调整中确实会有相当部分的企业会被调整出局。      

互联网行业仅仅是替代原有产业的一种产业形态，还会有更多的新型产业形态作为替代者出现。从制造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看到，这种大型的区域性和行业性的更替一直在发生。      

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把美国的制造业几乎全部打垮。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痛苦，一直到了IT技术的蓬勃发展，美国又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我国经济规模即将追上美国，但传统的发展优势要素在迅速减弱。我国经济要再发展，经济就一定要转型。      

重要的是，转型意味着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要重新制定。国家的战略方针是明确的，关键是执行力。可能出现2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大家都慢慢弄，可能转型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但代价很高；第二种情况就是快一点、坚决一些—但无论如何，转型是必然的，无法回避。      

时代周报：目前企业和企业家是不是都已经意识到他们需要进行这样一个转变呢？      

费一文：就我观察的范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或者说，企业家们还在依赖于一个老思路：等着国家来救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国家还会救他们。所以很多企业家都在熬，希望熬到国家出台救市措施。所以国家转型的执行力越强，这些企业就会动起来。      

时代周报：那么国家能够释放什么样的信号来扭转这样的期待呢？      

费一文：首先，国家要向市场释放明确的信号：坚决转型。转型不仅是停留在文件上，更要贯彻在执行中。第二，国家针对不同的地区和不同行业，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一些没有前途的行业，确实应该出台明确的措施表示放弃，或者通过明确的政策，促使其进行改进。如房地产业就不应该是一刀切的政策，对一线城市应该严格控制，同时放开二三线城市。      

服务业尚未成为经济支撑

时代周报：消费升级带来了大量新的需求，也催生了很多蓝海市场，但为何针对新需求的投资和公司，没有比实际情况出现的更多？      

费一文：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者会更多考虑到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需要保持一定的GDP的增长速度，并维持现有产业不会一下子崩溃，所以消耗了大量资源；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不完善，金融体系不健全。大量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热衷于市场炒作，形成了自我循环。房地产价格泡沫严重，大大提高了服务业运行成本，大城市中一般服务业生存状况越来越艰难。      

时代周报：制造业转型中存在一个普遍的恐慌，就是大量的企业倒闭，甚至有财经作家预测，未来五年内80%的制造业企业会消失，你是否也这样认为？      

费一文：80%倒闭的说法有点夸张，制造业倒了，经济也就崩溃了。更可能确切的说法是，20%的企业可以引领未来经济的发展壮大，而剩余的80%的企业都面临着重大的转型调整。对于大部分企业与人来讲，创新都是被动的。继续采取廉价而非创新作为竞争力的企业，未来即便不倒闭，也会被压在整个经济结构的最底层。      

时代周报：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尽管制造业下行，但服务业成为了拉动GDP增长的力量，你如何看待目前服务业对宏观经济的贡献？      

费一文：确实，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第三产业对我们国家GDP的贡献度超过了50%，第二产业是40%多，并且第三产业确实发展得比较快。      

但目前，第三产业中还没有一个高水平的行业形成，能够成为领头羊和经济发展的带动力量。比如金融业，规模比较大，但是仍然像传统行业一样，大而不强，服务业基本上是跟随国外的模式在发展。互联网、大数据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机遇，希望我们的新经济、新一代的创业者能以提高自身的质量为竞争力，走出一条与传统创业发展不同的新路，占领产业制高点。只有这样，第三产业才能我国经济的支撑力量。    

来源：《时代周报》 2015.09.22 时事    

原文： 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金融系副教授费一文：国家的态度会决定产业转型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