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元强 农民导演“自”造快乐
本报记者 付鑫鑫 不久前，他作为一位农民，出现在央视一套《新闻联播》“走基层·我眼中的乡贤”栏目。
他是中国瓷都一个镇的文化站站长，1972年自掏腰包白手起家，用攒了年余的知青补贴办起一个9平米的文化站。
他被称为“中国第一农民导演”，1992年处女座《里村星火》放映后，一发不可收拾。20多年来，共拍摄79部影视作品、多达238集。
他先后荣获“全国十大新闻人物”、“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文化站长”等众多称号。
他年近花甲，明年即将退休，“文化站站长是不当了，但我还可以继续拍戏。等我拍不动了，就让儿子孙子接着拍。”
他叫周元强，开创中国农民自编自导自演影视作品先河之第一人。最近，他和儿子周华正在研究开设一个公众微信号，考虑如何起名，才能吸引更多农民和农民导演的关注，以扩大三农影视作品的影响力。
“我这辈子只想干好一件事，就是给农民办好文化活动，带给农民快乐。”周元强说。
“哦，你是记者吧？你等我一下下，我找个东西。”因为拍戏，比预计时间迟到5分钟的周元强，对接受采访这事，并没有一套按部就班的流程。从见面开始，他已在无形中把“外人”转换成自家人。
1.6米出头的周元强，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装，从站长室、会议室、行政办公室再到财务室，兜兜转转。10分钟后，他小眼一眯，从站长室角落的空调厢后面翻出一个消音话筒，用地道的景德镇土话对儿子周华说：“你看，我说在站里就在站里的嘛。你赶快拿去那边用吧！”
压下回城通知书
“回城干什么呢？在农村，我已经习惯了，跟乡亲打成一片。我离不开这片广阔的天地。”
周元强口中的“站”，指的是江西景德镇市竟成镇文化中心站，成立于1972年，至今已有40多个年头。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值“上山下乡运动”浪潮，刚刚中学毕业的周元强，从景德镇市区被下放到竟成镇樊家井村插队落户，15岁的知识青年成了农民。
那时候，知青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大伙儿都得记工分。寒风凛冽的冬日，早晨5点半起床、吃饭，6点半到山顶推石头下来修鱼堤；中午在工地吃饭；晚上8点下工。
“当时，我就是个小民兵。为了更快把鱼堤修好，干活还是很卖命的。在工地上吃饭，有多大碗就拿多大碗，碰到一周一次的荤菜能吃更多。”周元强忆苦思甜，“好笑的是，我实在干不来活。人家挑担子都是往前走，我挑担子是往后走，整个人是飘的。所以，人家给我记工分：5分！”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田间生活，磨练周元强坚强意志的同时，也在提醒他，农村生活之单调乏味，基本是“白天扛锄头，晚上抱枕头”。
一次生产队劳动，有位老乡在锄地，偶然发现了几张残破的连环画页，引来十几名农民围观。大家如获至宝，拼命抢着阅读，差点打起来。这一幕，周元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真的是好小的连环画页，又破又旧，大概只有我的手掌大小。”周元强一边比划，一边略带哽咽地说，“我那时候就觉得农民好可怜，他们这样，我很心痛。农民的文化生活太少了。”
深受震撼的周元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办一个小文化站，让乡亲们可以在下工之余看看书、下下棋。没有活动场所，周元强将分配给他住的土屋，收拾出一个9平米的房间作为文化站；没有活动经费，他把攒了一年多的知青补贴30多元悉数捐出，买来65本连环画册、图书和几副象棋；没有人管理，他白天上工，晚上一个人负责登记借阅信息。
1972年，经公社相关领导同意，文化站正式挂牌成立。不到一周，65本图书被一借而空。
“穷人家里有穷办法。”周元强在采访中，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为了缓解图书供不应求的状况，他用牛皮纸和细铁丝将较厚的书，拆成上下两册或者上中下三册，这样，65本书就变成了200多本，借阅周期缩短，流动性也大大增强。那时，乡里乡亲都聚在周元强家，有抱着小孩来的，有端着饭碗来的，还有点着蜡烛摸黑来的，“等书看呢”。
后来，听闻文化站的窘境，景德镇市区有关部门给文化站送来了康乐球和黑白电视机，也有不少单位和个人主动捐书、送些体育活动器材。小小的文化站，越来越像样了。
1981年12月底，作为竟成镇文化站站长的周元强因工作业绩突出，赴京出席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双先”表彰大会。临行前，公社领导嘱托，希望文化站以后能为农民照相。周元强到了北京，一咬牙花99元买了台老式的“海鸥”牌照相机。回家后，他小心翼翼地拆开照相机的包装，慢慢摊开说明书，摸索如何拍照，自学成才，很快成了村里远近闻名的摄影师。
七八十年代之交，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城市。1983年，已经在农村成家的周元强拿到一张回城的通知书。面对这一纸公文，周元强琢磨了整整一个月。听说文化站站长可能回城，不少村民都跑来看周元强，希望他别回城。
“那时候，城里条件是好，留在农村还要种田，我又种不来。”周元强遥想当年，“不过，我还是不回去算了。回城干什么呢？在农村，我已经习惯了，跟乡亲打成一片。我离不开这片广阔的天地。”将回城通知书收好以后，周元强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仍旧一门心思“捣鼓”文化站。
一语惊醒梦中人
“唉！都是空欢喜，轮来轮去、轮上轮下，怎么也轮不到我们农民上电影啊！”
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民对文体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光靠在文化站里借借书、下下棋、看一个12吋的黑白电视机，已经没法吸引大家了。
“有的农民自家都有小彩电了，还凑到你这里，花2分钱看什么黑白电视机！”周元强觉得，那时候的文化站很是寂寥，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1984年，在没有任何财力支持的条件下，周元强请乡政府担保，用自家房产作抵押，斗胆向银行贷款2万元，为文化站添置了彩电、录像机、放像机、电子游戏机、台球和乒乓球桌等文化游乐设施。
那时候，录像放映风靡大街小巷，还有不少个体户借此大发横财。周元强说：“知道文化站也放录像，相关部门找上门来了，搞得我晕头转向。好在，最后文化站获得播映许可，坚持了下来。”
3年后，周元强连本带利还清了银行贷款，文化站逐步增设歌舞厅、影剧院、老年活动中心、业余剧团等，办得有声有色。每逢端午，文化站还举办划龙舟比赛。
1989年，文化站送电影下乡。村民追着放映队，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起劲不说，还纷纷议论，“这个人演得好！”“那个人演得好！”一位农民无意中说了一句：“唉！都是空欢喜，轮来轮去、轮上轮下，怎么也轮不到我们农民上电影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带领放映队东奔西走的周元强思量，自古以来就没农民拍戏的事，但文化站能不能组织农民拍电影、电视剧呢？
想到了就去做，周元强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很快，他在报纸上发现了一则广告，上海有卖摄像机。文化站3000多元周转资金不能动，周元强再次向银行贷款7000元，奔赴申城买回第一台摄像机。
机器有了，拍什么呢？刚插队那会儿，周元强就听村里的长辈说过，里村是早先方志敏等革命烈士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了很多英雄事迹。于是，他决定先拍个革命题材，宣传当地红色文化，还可对娃娃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招聘演员的告贴发出后，乡亲们都赶来凑热闹，但报名的人却不多，因为乡亲们都不敢相信，就一台贷款几千元买来的摄像机真能拍成电影、电视剧。所幸，也有40多名胆大的农民报名。
“农民拍电影，总要有个带头的，我们又不是做坏事！城里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农民也要做到。”言语间，一段歌声随风飘至，周元强抬手指了指屋外，“你听，现在，文化站一楼又在唱歌了。现在已经10点多了，如果是早晨8点以前，歌声还要响，还有好多人来文化站跳舞哩。搞好农村文化活动，就是要尊重农民生活规律。农民起得早，早起活动活动，吃好早饭，再去地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周元强的处女作《里村星火》开拍了。没有摄影棚，就到前街村林场山顶的空房拍摄；没有剧本，农民们既当演员、又当编剧，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谁的主意好就按谁说的拍；没有道具，因陋就简，裁缝演员做戏服，木匠演员做枪炮，铁匠演员做大刀……
“穷人家里有穷办法。”周元强从不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自豪，但他却一直在想好主意：战争场面，木头枪不会响，在枪口挖个小洞，塞进鞭炮，拍摄时，引线一点，“嘭”地一声，既有声响又有火花；想要硝烟弥漫，就去废品店买旧轮胎，放点枯草在圈里烧，烟不够就再泼点热水，保准烟大雾大；要拍飞檐走壁，用瓦片搭个一米高的假屋顶，演员从上往下跳，剪辑时倒带，再把胶片重新粘在一起……
机器设备方面，没钱买三脚架，就用三根木棍钉在一起，固定摄像机防抖；没有轨道车，直接用大板车推来推去。最有意思的方法是活人摇臂——在人字梯上再架一个木梯子，导演带着摄像机趴在木梯上，好像跷跷板，拉镜头就把木梯子抬高，推镜头就把木梯子放低。
“摇臂太贵了，买不起。以前，趴在上面的是自己，现在多半是儿子周华。”周元强波澜不惊地说。
让农民看了高兴就好
“他们看电影都笑死了，我也跟着开心。至少，我留下来为大家干了一件好事。”
1992年，周元强自编自导的第一部农民电影《里村星火》终于完成制作，总开销600元。
当周元强带着彩电和放像机在农民家第一次播放时，原本容纳60人的厅堂，愣是挤进两三百人，放下去的手就别想再抬起来。农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自编自演的电影，喜笑颜开：“这个是你爸。”“那个是你妈。”“那个演坏蛋的是你二舅。”“你二舅才演坏蛋呢！”直到深夜，农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家休息。
第二天一早，看过的村民又拉着没看的村民赶到文化站再看。看完电影，大家还要找当时参演的农民谈天说地，满心欢喜。
“他们看电影都笑死了，我也跟着开心。至少，我留下来为大家干了一件好事。”周元强并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
1992年，竟成（农民）影视剧制作中心成立，周元强带着一大帮农民自拍自演、自娱自乐。同年，文化站还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运动会。
紧接着，周元强先后拍摄了反映农村改革开放成就的《风风雨雨五十年》、《巨变》、《南山颂》，反映计划生育的《最可爱的人》，反映婆媳关系的《婆媳情缘》等电影和电视剧。这些作品的制作成本大多只有三四千元，并不公开发行。周元强完成后期制作、刻成光盘，在街坊邻里间免费传阅。
参照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周元强还给上过他镜头的2万多农民演员搞评级和颁奖。评委都是农民自己，得奖的也是农民，分为特级、一级、二级等等。
年届古稀的农民演员江小玲说，早先拍戏的老演员，每离去一位，周元强都会带着文化站工作人员去送行，向逝者家属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逢年过节，他还会去看望那些卧病在床的农民演员。
“周站长是个很长情的人。他对人好，心又细，拍戏也好玩。我们跟着他拍戏，有十几二十年了，虽然演戏没一分钱收入，但他一叫，大伙都会来。条件再简陋，也没人叫苦叫累。”江小玲说。
钱，曾经是周元强拍戏最难的问题。这些年来，乡亲们家里要办红白喜事，或者镇里召开大小会议，周元强都会前去拍摄，获得的报酬并不多，但他也拿出来用于拍戏。每年，镇政府固定划给文化站一笔文化经费。文化站还与部分企事业单位合作，拍些专题片创收。周元强说，运气好的话，个别单位、公司间或投点钱赞助农民拍戏，“总之，就是‘以文养文’。农民来演戏，一年到头都不用发工资，年底才给点补贴，意思意思”。偶尔，他也拿起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一些身边的新人新事，送到景德镇电视台、江西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选用，挣点稿费。
1998年夏天，长江特大洪水爆发。江西受灾最严重，景德镇也未能幸免于难。在帮助村民到达安全地带之后，周元强扛着摄像机在一个山头等了2个多小时，只为记录下汪洋之中农舍房顶倒塌的瞬间。
“以前，我也拍过一些小新闻，但没有那次影响大。那个片段上了江西电视台，后来又上了7月24日的央视《新闻联播》。”周元强不把自己当个新闻人，他只是喜欢把自己观察到的、和农民命运相关的事，以及农民们喜闻乐见的新鲜事，用摄像机记录下来。“家长里短，都是素材嘛。”
坐在一旁的农民宁金爱补充说，她拍《好婆婆坏婆婆》就是被“周导”拖来的。拍片之前，宁金爱和儿媳王芳是村里有名的欢喜冤家，婆媳之间总有点“磕磕绊绊”。
宁金爱说：“后来，亲身去演坏婆婆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就是这个样子。”通过演戏，她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对儿媳的态度也有了转变，婆媳关系改善不少。甚至，她慢慢养成了琢磨影视作品的习惯，不再专注故事情节，而是更关心演员的表情神态、肢体语言，用心提高自己的演技。
2000年12月，周元强第一次走进央视《实话实说》。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外面拍电影动辄花费三四千万元，顿时瞠目结舌，当场说不出话来。
回来以后，他依然故我，“小打小闹”。“我拍戏，又不是为了上影院去放映赚钱，只要农民看了高兴就好。”周元强对好奇的人们解释。
让儿子孙子接着拍
“孙子将来学表演专业还是导演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拍戏，反映农民生活，带给农民快乐。”
2004年，以周元强为原型人物的电影《自娱自乐》在全国上映。“《自娱自乐》播出以后，全国一下子有了很多跟我一样的农民导演。”周元强一边为此前10余年的“单打独斗”不甘，一边为中国农民导演的崛起而兴奋不已。
他说，后来出去开会，很喜欢跟同行交流技术问题，比如，如何做到水下拍摄。有的同行告诉他，可以先开机，再把摄像机装进玻璃缸，用胶条封上，然后沉入水底。
“我觉得，那样不行，时间一久，到深水区，水压变大，水灌进去，机器就废了。”周元强对器材很宝贝。每隔一阵，摄像机内部需要拆洗，送去专业店家肯定破费不少，他摸索出一个好办法：用一台摄像机拍拆洗另一台摄像机的全过程，容易忘记的地方，就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以备提醒。如此，组装过程中，有不明白的，直接看视频就行。
2007年，竟成（农民）影视剧制作中心获得正式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农民影视剧制作中心。于是，《妈妈您在哪》、《知青岁月》、《血魂》等一批获准拍摄的电视剧诞生，并面向全国发行。即便如此，周元强也不挣钱，因为都是免费送给电视台播放的。
2010年，《妈妈您在哪》获首届中国西安国际民间影像节二等奖。2011年，《快乐乡村》获第二届中国西安国际民间影像节二等奖、第二届全国新农村电视艺术节好作品奖；《正骨柔情》获第三届全国新农村电视艺术节好作品奖。2013年，《瓷都人之昌南的风》获首届中国镇江国际优秀作品奖。
同时，周元强个人也相继荣获“全国十大新闻人物”、“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文化站长”等称号。拿奖拿到“手软”的周元强笑称，自己对奖项已经没什么感觉了，最关键的是拍戏能给农民带来快乐。
兼任文化站会计和演员的樊妮说，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她就到竟成镇文化站工作，做账的时候做账，休息的时候拍戏，生活很充实。丈夫偶尔来文化站接她，还客串一两个角色。“年轻人有戏拍，连搓麻将、打扑克的人都少了。文化氛围有了，社会风气就不一样了。”
据统计，1992年至今，周元强身兼制片人、编剧、导演、摄像、后期制作等多职，共拍摄79部影视作品、238集。目前，他刚刚完成《瓷都人之山路弯弯》的拍摄，正在进行后期制作。
周元强觉得，拍戏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而明年即将退休。“文化站站长是不当了，但我还可以继续拍戏。等我拍不动了，就让儿子、孙子接着拍。”
作为接班人的周华坦言，自己非常愿意接替父亲的梦想——带农民拍戏、拍农民的戏，不过，年轻人实现梦想的方法略有不同。他说，自己没有父亲那么广的人脉，没法在竟成镇15个村2万多村民中间“一呼百应”，拍电影还得拉大投资，不能总靠打杂攒钱。“一直以来，我都是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以后，我想主攻微电影，把作品做细做精。”
上月，周华独自编导的微电影《我在景德镇等你》已经上线。“我8岁的儿子周智旺在微电影里，戏份不少。”周华欣慰地介绍，周智旺小时候就喜欢舞刀弄枪，趁着寒暑假，跟爷爷拍了很多戏。
周元强最后说：“将来，我希望我的孙子能考上戏剧学院或者电影学院，表演专业还是导演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拍戏，反映农民生活，带给农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