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问题与对策”学术工作坊在我校举办

28.02.2017  19:47

2月13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思想界》编辑部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问题与对策”学术工作坊在人文学院同新楼201室召开。来自上海市社联、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等单位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人文学院院长陈忠教授主持会议。

后真相”一词在2016年底被《牛津词典》评为年度英语热词,不仅凸显了当前国际政治环境的现状和特色,而且超越政治领域,深入到日常的社会文化生活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话语权从权威旁落到每个人,以真相为名的各种话语凭借媒体技术在网络上肆意流传,但真相本身却行踪难觅。为此,今天的我们是否还需要真相以及如何在话语碎片化的时代重新寻找真相,进而能为中国深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价值危机提供哪些有益的解决途径等,成为了思想理论界亟待回答的问题。


围绕着对“后真相”内涵、外延及其影响的讨论,诸位专家学者热烈发言、积极对话,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会议开始,《上海思想界》主编许明、《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上海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中心刘晓明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本次会议的背景和在当前中国研究“后真相”的重要意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教授认为,造成真相与谎言混乱的“后真相”时代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核心是欧洲的主体性哲学,它在取消了客观实体性之后产生了以主观性为核心的知性科学。而无节制的主观性的发展,必然会产生所谓的“后真相”和民粹主义。遏制这种泛滥的恶主观性的办法就是回归到社会历史,从客观的实体性中寻找解决之道。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文化产业与管理系主任胡惠林教授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分析了后真相与真相之间的关系,指出当今中国的文化不仅只有学术化的精英文化,而是由多层次的文化类型所构成,因此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中,对真相的表达并不具有唯一性,而后真相与真相的区分本质上涉及主观意愿与客观性的问题。

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以特朗普选举的预测为例,反思我们曾经用以获取真相的工具和手段,他借用福柯“tell truth,wrong doing”的概念分析在真相的两重性,即作为纯粹发生的真相和作为呈现的真相,前者的发生始终处于未知状态,后者是依靠调查数据所得到的结果,当前我们能做的则是如何用更有效的方式挖掘人们真实的想法和行为,从而使这两者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统一。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院长陈龙教授强调了新媒体在“后真相”时代的重要作用,传统媒体的话语权遭到个人话语的挑战,多元话语的竞争所诉求的不是真相而是它的传播度。为了扩大影响,主观性的内容通过修辞、虚拟、煽情等手段被包装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观点,掩盖了实质的内容。因此,我们需要在以材料为支撑的基础上做事实的展示从而尽可能地还原真相。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金林教授指出在后真相政治时代,情感、观念、情绪的力量在形成共识的过程中扮演比事实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近代认识论中对事实的谈论虽然隐含了一个“I think”的前提,但关注重点在“我认为”之后的判断是否有事实性的依据,而“后真相”的讨论中则以“I feel”为前见,它所寻求的是情感认同和共鸣。因此,从事实出发建立客观的评价标准才是获得真相的真正途径,而权威部门也需要建立这方面的公信力。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孟钟捷教授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历史真相的构建问题,在历史学领域,后真相的存在久已有之,历史叙事与历史事实的不完全吻合造成了多种历史文化竞争的局面,而评价历史文化一般有三种维度:认知维度、政治维度和美学维度,认知维度涉及对事实的考察,政治维度涉及对叙事者的考察,美学维度涉及对叙事方式的考察,而好的历史文化是把认知维度放在第一位,附加后两者的历史叙事。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汪行福教授提出后真相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层面,其一是哲学层面,讨论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即真相存在与否,其二是政治和社会学层面,在对事实的解释过程中如何面对知识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问题,即能否达成一致共识。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认为后真相构成的最大挑战还是在政治领域,网络时代的个人化政治对传统的政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才得以获得表现空间和存在感,解决的核心在于教育问题,使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与国家主导的前进方向相一致。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凌副教授从法学角度分析了法律事实的获得过程,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民主程序,即事实经过正当的程序转化成一定的专业术语才获得其合法性;2、传播方式,不同的媒介和传播渠道对传播效果至关重要;3、受众的角度,接受者的实际经验和社交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实的接受程度;4、从个体扩散到全体的过程,事实在群体中的扩散效应。每一个方面都在真相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作用,因此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也需要重视这几个方面。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徐大建教授区分了真相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对真相的确认过程中,更应该关注价值共识的问题,只有在形成一致的价值基础上,才能更有利于推进真相。   

最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忠教授做会议总结。

(供稿:周冏 供图:魏南海 编审:王雅静 收稿日期:2017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