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到1，原始创新最重要

　　屠呦呦抵达瑞典后，再度引发国人对诺贝尔奖的关注。

　　记者注意到一件往事:屠呦呦最早获得的境外奖项，是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发的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1996年，经中科院和卫生部商议，列出10位参与青蒿素项目的科研人员，作为这一大奖的获得者。屠呦呦榜上有名，但排名第六。排名第一的是主持青蒿素结构测定者，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专家的主要成就分别是:完成青蒿素合成、合成蒿甲醚(青蒿素的衍生物)。

　　然而，在诺贝尔奖、拉斯克奖的评委看来，屠呦呦在青蒿素项目中的科学成就最高。评价差异为何如此之大？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科技评价应更推崇原始创新

　　上海市科学学所副研究员王迎春表示，许多西方科学奖项最看重的是原始创新，是“从0到1”的这一步。在诺奖历史上，授奖给首创者、“忽略”做出后续重要贡献者的案例，不胜枚举。如华裔科学家高锟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主要原因，是他在196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首次提出光导纤维应用于通信的基本原理。此后，在众多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努力下，光纤进入千家万户，但诺奖只颁给高锟一人。

　　与之相比，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不太看重原始创新，而是偏重一种“实用性”，或者说，倾向更具有直接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成果。以青蒿素奖励为例，屠呦呦课题组用乙醚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是关键性的第一步，而青蒿素结构测定、青蒿素合成、合成蒿甲醚等工作，更接近最终的药物成果。我国权威机构当时认为，后几项工作更为重要。

　　在科技创新道路上，“从0到1”和后续迈出的步伐，孰轻孰重？王迎春认为，各个科技奖项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但诺奖、拉斯克奖授予国内“第六名”提示我们，包括科技奖励在内的科技评价体系应更加推崇原始创新、源头创新，激励这类创新在我国不断涌现。如，应对以SCI论文数量等为主要指标的体系加以调整，体现原创性成果的独特地位；在获奖项目的完成人贡献认定上，更看重首创者贡献，或将他们的工作单列出来，予以奖励。

　　 跟随式发展缺乏世界级成果

　　青蒿素药物和人工合成胰岛素，是我国科学家在改革开放前取得的世界级成果。杨振宁曾问中科院上海生化与细胞所专家:“你们所在那么困难的时期做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改革开放后，世界级成果为何却没有了？”

　　对于这个“杨振宁之问”，参与胰岛素合成的中科院院士张友尚回答:“改革开放后，我们所也取得过重大成果，但我国生化领域的重大成果确实在解放后的前30年比较多。这和我们如今过多追求成果的数量，忽略质量，对原创性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够有关。”在他看来，我国科研人员在热门领域做的研究过多，因为在前人开辟的道路上行进，失败风险低，容易发论文；做原创性研究则要冒很大风险，而且往往短时间内出不了成果。

　　王迎春觉得，在封闭年代，我国科学家敢于自主提出科研选题，而且是为了解决国人面临的真实问题。改革开放后，国内科技界主要采取跟随式发展策略，从选题的提出到研究范式，都跟随发达国家。这是造成改革开放后世界级成果不多的原因之一。

　　 鼓励自由选题加强基础研究

　　著名海洋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汪品先指出，改革开放后，我国长时间处于跟随式发展状态有其客观原因。他说，上世纪80年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时，有科学家提出，“我们的研究总是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走，没意思。”当时就有人反驳说，“你能知道人家屁股在哪里，就已经非常厉害了。”那个时期，我国许多科研人员并不了解西方科学家在研究什么，跟踪都成问题。

　　“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当然跟踪得上了，但陷入另一个困境。”汪品先说，国内科研的大部分情况是，从西方科技界得到题目，然后从那里买来仪器，最后把论文发表在西方学术期刊。“我们成了外国人科研的‘外包工’。显然，‘外包工’是不需要创新的。现在我们需要考虑转型，能不能由我们自己出题目？自己做‘老板’？”

　　在张友尚看来，应增强我国科学家的自主性，鼓励科研人员独立思考、自由选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杜德斌认为，应为原始创新提供物质保障。近年来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构成中，基础研究占三成，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七成。而美国高校的研发经费构成中，基础研究一直占65％左右，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更高达75％，“政府对高校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导致原始创新能力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