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南阳“艾滋病拆迁队”的幕后黑手为开发商

28.12.2014  13:59

新华社发

  近日,河南南阳一处纳入拆迁的小区惊现“艾滋病拆迁队”。相关人员自称是艾滋病患者,以此恐吓、骚扰尚未签署拆迁协议的居民及早搬迁,引发关注。

  27日,河南南阳官方公布调查结果:幕后黑手为开发商—南阳市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目前,5名主要嫌疑人已被控制,多名官员被处分。

   艾滋患者逼迁居民报案无果

  在南阳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三厂小区住了20年的刘大娘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被吓得犯了两次心脏病,起因就是12月初“艾滋病拆迁队”突然来到该小区。“他们一共有六七个人,说是拆迁公司和开发商让过来拆楼的。”刘大娘说,“这些人白天在小区院子里晒太阳,到了晚上放鞭炮,砸玻璃,还挨家挨户敲门,很吓人。

  从小区院外到楼道里,从一楼到顶楼,随处可见“艾滋病拆迁队”等字样的标语,红色喷漆格外触目惊心。三楼一处早已搬空的房间大门上,还写着“艾滋病拆迁办公室”。

  业主张荣湘介绍,小区2011年底被纳入拆迁范围,随后征迁办和街道办事处的人来做工作。因为协议没谈妥,大家拒绝拆迁。“整个小区一共58户,前几年陆续搬走了10多户,自从‘艾滋病拆迁队’来了以后,半个月就搬走了10多户,现在还有28户。

  拒绝搬走的居民受到断水断电的侵扰,有的甚至遭到暴力威胁。退休干部张振铎通过网上“市长留言板”等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之后张振铎家先后三次遭到钢珠枪袭击,窗户玻璃上的弹孔多达十几个。

  经过不断施工,小区周围三面都是深达10多米的基坑,局部楼体甚至悬空,尽管如此施工仍在继续。多位业主表示,从最初的强拆开始,到后来“艾滋病拆迁队”突袭,其间多次报案,但工作人员来了解情况后,迟迟不见答复。

   项目手续不全执法罚完开绿灯

  据了解,2011年11月,卧龙区西关社区旧区改造项目获批。项目占地150.8亩,而三厂小区恰好处在项目区内。相关项目名为“亿安·天下城”,由南阳市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除少部分安置房外,多数是商业开发项目。

  据记者调查,涉事房地产开发项目仅有项目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用地规划乃至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一片空白。

  卧龙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戈军介绍,到目前为止,该项目仅安置房所占地块拿到了土地使用证,其他部分因为没手续,先后被土地、规划、城建等部门处罚过,至今还在补办。

  记者细读材料发现,相关部门明显存在“处罚式”执法,甚至允许项目“先上车后买票”。

  在用地规划许可方面,规划局一方面表示因为缺土地权属证明进行了处罚,另一方面又注明“资料完备后5日内办结”。

  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方面,未能办理原因包括“缺少土地协议、方案、人防、地震、配套费、公示、用地证”,而完成期限上又写着“拟12月规划审批完毕并发批复”。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栏,南阳市国土资源局一方面出具证明称,该项目已由开发商亿安公司取得土地使用证,另一方面又注明“待权属确认后,12月31日前进行招拍挂”,明显具有操纵土地拍卖嫌疑。

  被拆迁户杨金友表示,正是因为从区里相关部门打听到了开发项目手续不全,将来有可能连安置房的房本都拿不到,业主们才拒绝拆迁。“谁知双方拉锯之下,突然来了‘艾滋病拆迁队’给违法项目开道,真是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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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商涉案4名官员受处

  27日,南阳市政府通报,亿安房地产公司为加快项目拆迁进程,找来社会人员刘某某,组建所谓的拆迁办公室,承包项目拆迁工作。刘某某找到艾滋病患者崔某,由崔某组织6名艾滋病患者,组建所谓的“艾滋病拆迁队”,并购买油漆、喷枪等工具,在被拆迁小区喷写“艾滋病拆迁队”标语,在一空置房间张贴所谓的“艾滋病拆迁办公室”,在院内燃放鞭炮,用购买的弹弓和钢珠向被拆迁户家窗户进行射击,击穿窗户玻璃,还通过亮明艾滋病患者身份,威逼恐吓居民搬迁。

  目前,经南阳市卧龙区纪检监察机关查实,对在该项目建设和房屋征收过程中,负有工作失职责任的区房屋征收办公室主任詹国平、区住建局副局长王河生分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对区房屋征收办公室副主任王书强、梅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鲁康,分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目前公安部门根据查明的事实,已控制亿安房地产公司相关人员及刘某某、崔某等5名主要嫌疑人,其他涉案人员正在追查之中。公安机关将根据查明的情况和获取的证据,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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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商违法行为被纵容

  一个“一路裸奔”的违法项目,以非正常手段违法拆迁,原因何在?

  “本应行使监督职责的政府部门,不但没有及时叫停制止违法项目,反而以罚代管开了绿灯,一再纵容开发商的违法行为,以致发生了逼迁事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杨红梅说。

  北京燕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辉表示,开发商及相关人员利用拆迁户对艾滋病人的恐惧,恐吓威胁,迫其搬离尚未签订协议的小区,不但不人道,而且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法、刑法等“高压线”。

  “一方面要依法追究‘艾滋病拆迁队’的参与者和雇佣者,另一方面也要对政府部门的失职行为展开问责,只有这样才能重塑法律权威,找回政府公信。”杨红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