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血战：千万忠魂，山河重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文书复制品。
1944年4月4日，一名中国号兵在吹响起床号。
1943年6月22日，滇西大反攻，中国军队向敌人冲锋。
1944年9月14日，中国士兵从日军死尸上拿下日本旗。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
满街的爆竹，
烟火飞扬。
……
八年血战，千万忠魂，
才打出这建国的康庄。
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
不负我们血染沙场。
(——节选自罗家伦《凯歌》)
69年前，1945年9月2日，美国战舰密苏里号泊于日本东京湾，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的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69年后的今天，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确立后的第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中华民族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据统计，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14年抗战中，中方伤亡3500余万人，其中牺牲2000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中国军队共毙伤俘日军150多万余人，中国战场抗击日军最多时达100万人以上。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万余人。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首都群众共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大会上曾指出：“历史是最好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阐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时刻警惕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以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坚持14年持久抗战，即使承受巨大的民族牺牲，也决不投降，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大贡献。如果中国像法国投降德国一样投降日本，日本就可以依靠中国的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组织几百万军队投向太平洋战场或欧洲战场，如此，二战的历史可能就会被重写。”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会长王新华开宗明义地指出，“1945年，联合国成立，中国从一个受欺凌的弱国一跃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正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得到全世界承认的重要标志。”
二战史专家、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部研究员彭训厚，则从军事力量对比的角度详细阐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不可磨灭贡献。
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召开五相会议，通过《基本国策纲要》。主要内容为：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期望向南方海洋发展；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苏、美为目标，扩充陆军和海军军备等。
“由此可见，30年代初日本侵华，绝不是单单为了灭亡中国，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当作进一步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基地’和‘跳板’。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有力支援与配合。”彭训厚说。
在长达14年的抗战时间里，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陆军总兵力，最高时达94%以上。彭训厚说，中国抗日战争的业绩可以从几方面来认识：
首先，中国抗日战场的持久抗战，打乱德意日法西斯的全球战略计划，有力支援和配合欧洲战场、亚太战场以及北非地中海战场的反法西斯斗争。一方面，中国持久抗战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战略，有力支援与配合欧洲战场的苏联卫国战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6年间，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同日伪军作战达数千次之多，日本侵略者共耗资14亿日元，伤亡17.2万余人。1939年12月，日本外、陆、海三相签署《对外政策纲要》，确定停止“北进”、准备“南进”的战略指导方针。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迟滞了日本“南进”的步伐，有力支援和配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并派出中国远征军直接参加英缅对日作战，为亚太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直接贡献。1940年8月，日本首次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决定向南洋扩张，以获得英、法、荷、葡等国在东亚、东南亚、太平洋等地区的属领支配权。然而，当年，日本陆军51个师中有39个师陷于侵华战争，根本无力“南进”。即使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总兵力达到210万人，也有三分之二的兵力在中国战场疲于奔命。此后，中国远征军从战役战术上直接支援周边国家抗日，配合美英盟军在亚太地区的反攻作战。
其次，中国持久抗战粉碎了“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扩大起到促进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1942年元旦，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形成。而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得日本侵华的战火长期局限于一定范围内，延缓了大战在亚太的全面展开，为盟国争取到相当长的备战时间，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和经济潜力。
中国战场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的后方、军事和情报基地。1942年4月起，中国先后为盟国提供昆明、成都、桂林、衡阳、丽水等所需机场，以轰炸沿海日军船只和日本东京及其附近战略目标，从而使日本通往南太平洋的海上运输线和本土遭受空袭，直接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
“二战期间，中国给同盟国提供了大量物资和军事情报，包括为美国提供近7.5亿多美元的桐油、锡矿和钨矿，分别给予苏联4.5亿美元、英国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并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前夕，为苏军提供重要战略情报。”彭训厚说，“这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就已经打了6年的局部抗战和2年的全国性抗战。”
国共合作共御外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此后，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努力，逐步调整政策，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合作，实现“联蒋抗日”，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实现全民族抗战。
而作为当时执政党的国民党，也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有条件地放开党禁，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由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同年10月，在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王新华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华民族各界，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人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阶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同仇敌忾，奋起抗争，夺取胜利。“这是全民族的觉醒！从今天来看，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仅仅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法宝，也对今天中华民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8年全面抗战中，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相对弱小，八路军仅4万余人、新四军也不过2万多人，但他们是民族的中坚，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做出积极贡献。比如，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击毙日军1000余人。“尽管平型关大捷只是太原会战中一场小规模的战役，但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主动寻歼日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民心，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意义非同小可。”王新华说。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15日，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冀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华北等地的日伪军发动进攻，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史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战役。”王新华说，百团大战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予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更重要的是，百团大战进一步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说法，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彭训厚说，正是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两个战场的开辟，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和后方的划分，对日军构成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这也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最佳作战模式。“两个战场共同对日作战，是中共在军事上的伟大创举，也是取得抗战胜利的独特战略举措。”
事实真相不容篡改：警惕日右翼美化侵略史
二战后，受国际政治格局和冷战思维影响，日本一直存在坚持皇道主义的右翼势力。“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国对日本的处理并不彻底，日本的战争势力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出于冷战的需要，西方国家甚至纵容旧势力乃至战犯参加到国家活动当中。”王新华说，“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担任工商大臣的岸信介，战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二战甲级战犯嫌犯。而他在1957年、1958年竟两度组阁，还担任过3年多的内阁总理大臣，并于1960年1月通过日美安保条约。岸信介是战后公开敌视新中国的人物，也是现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岸信介对安倍走上右倾道路，不可能没有影响。”
彭训厚说：“69年来，日本国内从未彻底清算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和反动的皇国史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从不承认日本对亚洲各国发动过侵略战争，去年还提出“侵略定义未定论”。今年4月下旬，安倍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包括靖国神社所祭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昭和殉难者”致悼文表示敬意，称赞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二战战犯是“舍生取义的国家柱础”。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69周年纪念日，安倍指派其助理参加靖国神社仪式，代替安倍个人出资献祭。
“这些都昭显了安倍等日本右翼势力粉饰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企图。目前，日本极右势力正在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废止武器出口三原则等措施，一步步复活‘战争DNA’，以种种无中生有的借口炒作‘中国威胁论’，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若任其发展下去，确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彭训厚说，当今之际，我们理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与平等待我之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但人若犯我，我必自卫还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正当的海洋权益，绝不含糊。”
对于今后的中日关系，王新华说：“弱国无外交。当务之急是振兴中国，国家强大是解决历史问题的一个前提。‘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的国民政府一味绥靖忍让，期盼通过所谓‘国际公理’和列强来解决中日对抗关系。而‘七七事变’以后，中华民族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证明没有国家内部力量的强大、仅凭外援不足以抵御日寇。因此，中日关系要向健康方向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茗淏摘自《文汇报》作者付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