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医院儿科病房曾反复开关 医生短缺价值难以体现
图片说明:6月1日上午，预报中的大雨未能如期而至，家长和小患者“大客流”却一如既往地到来。家长们表示，浦南医院儿科门诊大约1小时的等候时间，比一些热门大型儿科医院或综合医院儿科的等候时间少很多。本报记者马松摄
东方网6月4日消息：在徐健的印象中，她所工作的浦南医院儿科病房关了开、开了关、关了又开，起码反复了3次；最艰难的时刻，担任主任的她也曾想过另谋出路。
去年那个冬季，全国各地儿科暴露出的问题达到顶峰。2015年12月14日，广东萝岗某三甲医院不堪重负关闭儿科急诊；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的多家医院相继暂停儿科门急诊；南京一家三甲医院因唯一的儿科医生生病，干脆关闭了儿科。
2016年1月19日召开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上海市卫计委党委副书记的邬惊雷提到，要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必须提供儿科门诊服务；而三级综合医院和承担区域医疗中心任务的二级综合医院应当提供急诊服务，并设立儿科床位。
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也透露，政府计划推出多项措施，包括在未来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都要设置儿科等。
而作为一家二级医院的儿科，浦南儿科病房自2009年在东院重开，至今已有7年。
这7年，是一条连年亏损科室的艰难突围之路，或可给正在筹建儿科的诸多综合医院以借鉴。
【失落】
简易病房，在2楼一处偏僻的走廊
儿科从前并不弱势。
徐健是1981年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儿科系的，6年制。在所有临床医学生的教学安排中，内、外、妇、儿，是4门重要且缺一不可的临床课程。
她记得1987年刚从上二医儿科系毕业时，她与在其它医院内科、外科工作的同学收入都差不多。在浦南医院，病房一共4层，内、外、妇、儿各占一层。儿科医生人数与内、外科也差不多，有18位左右。
失落感是近十年慢慢积累起来的。
随着内科、外科分科越来越细，内外科病房迅速扩张。同时，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比例降低，医院不得不努力自谋生路，“效益”好的科室自然得到鼓励，无形中挤压了“效益”差的科室……
徐健记忆中儿科病房的第一次关闭是为脑外科让路。1993年，脑外科作为浦南医院的二级专科强项要开设病房，但当时医院还只有一个院区，地方不够，儿科只得“暂时关闭”。
1年之后，在2楼一处偏僻的走廊里，医院腾挪出十几张床位做了儿科病房。当时刚从上二医儿科系毕业分配来的儿科医生李海波记得，那时的病房简易到连门都没有，甚至还发生过失窃事件。
失落感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还有收入上——普通科室每月收入在110万元到130万元之间，而儿科只有12万元到20万元之间。也因此，别的科室同事拿两三千元奖金时，徐健与儿科同事们只能长期拿着每月600元的奖金。这是医院内的“低保”水平，与非医疗专业的后勤人员一样。
简易儿科病房开设了近4年后，到了1998年，距离仅数分钟车程的东方路上开出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家三级甲等的儿童专科医院。浦南医院儿科的门诊量、住院量急速下降。有时，病房甚至一位患者都没有。
1999年，刘卫东开始担任浦南医院院长，出于“错位竞争”考虑，医院决定暂时关掉儿科病房，让路给老年科。3位儿科医生转岗去老年科，儿科只保留9位医生维持门诊以及妇产科新生儿的医疗照护。2000年，医院把检验科搬迁留下的几个小房间给儿科做了简易病房。
“当初选择学儿科，基本都是发自兴趣，从没想过未来是不是‘前途渺茫’。”徐健苦笑。而李海波当年的儿科系大学同学还在做儿科的，屈指可数。
浦南医院只是中国众多关闭儿科病房的医院之一。儿科减少的原因是多元的，有人口的原因，上海十年前每年出生的小孩数只有5万，很多儿科病房住不满；也有教育的原因，1998年教育部在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本意是好的，先成为合格的全科医生，再做专科医生。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很少有学生会选择儿科作为专业。
总之，儿科逐渐远离了各地多家综合医院的舞台。
【重开】
“借一个大脑”，尝试“医联体”模式
因此，当2009年刘卫东拿出一整个病区（41张病床）重开儿科病房时，质疑是不少的——明知办儿科吃亏，为何还要重开？
事实上，2004年医院扩建新楼时，有人就问过刘卫东，儿科病房还要保留吗？他几乎没有犹豫地说，要，而且要以当时最好的标准来建。
刘卫东在日本留学过5年，回国后在上海的东方医院工作。他的感受是，一个综合医院的发展不能过分单一，有些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例如脑外科不少疾病如脑积水、脑肿瘤多发于儿童，儿科是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而1999年关闭儿科病房是当时必须作出的取舍——儿童医学中心那时还未饱和，浦南儿科“经营”惨淡，必须“错位竞争”；几年之后，当儿童医学中心趋向饱和，这时浦南开设儿科病房又有了意义。尤其，作为公立医院，也必须有一定的社会责任。考虑再三，刘卫东决定恢复儿科。
儿科的原班人马自然为之欣喜，最难是如何让患者认可。
重开之初，患儿家属信任度不够的例子比比皆是，往往听闻要住院，第一反应都是“我们到‘儿中心’再去问问”。
当时刘卫东采取的办法是“借一个大脑”——与儿童医学中心建立合作关系，儿科主任由当时儿童医学中心内科行政副主任周纬担任，科室挂牌为儿童医学中心浦南分部。
这实际是如今上海多地尝试的“医联体”模式雏形。今年2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携手闵行区卫计委，启动了复旦大学儿科医疗联合体（闵行协作网）；浦东新区也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签约，合作共建浦东儿科医疗联合体。据透露，未来上海还将构建东南西北中五大区域儿科联合体。
周纬认为，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合作，可发挥互补作用。综合医院儿科解决大量常见病，疑难重症再向专科医院转诊，而在专科医院病情平稳的患儿可回到家附近的综合医院住院，缓解专科医院床位紧张之难。
患儿家属老宓，以前是管理企业的，他把“儿中心”比作“高、大、上”，把浦南医院的儿科比作“小、快、灵”。他的孙子3岁，最初也总是去专科医院看病，但为了孩子看病，得早晨6时去排队，到下午3时才能看上，现在他们转为浦南儿科“粉丝”，“环境舒服，等的人少，医生更有人情味，一般1小时就能看好病”。
人情味的细节确实不少：儿科门诊内，不大的区域设了儿童乐园、哺乳室，最特别的是厕所——坐便器对面墙上安装了宝宝安全座椅，可解决家长独自带宝宝如厕时宝宝不知往哪儿搁的难题……这些都是刘卫东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点滴，“学以致用”。
“这些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关键是你想不想做好这件事。”刘卫东说。
信任感也是一点一滴累积的。80后儿科医生凌玲记得，有位患儿是由外婆带来的，她听诊之后考虑为肺炎，建议住院。外婆始终觉得医生太年轻，有疑虑，到诊室外打了一圈电话后说“我们再想想”，抱着孩子就走了。没想到第二天又抱着孩子回来了。才知是去大医院看了医生，得到的是相同诊断，从此认定了凌玲。
凌玲说，那一刻，还是挺欣慰的。
【困境】
从儿科医生短缺，看中国医改正在进行的博弈
患者多了，新的问题又来了。2013年，连徐健“都想找地方离开”了。
由于病人量在回升，但医生的人数并未增加，儿科医生工作满负荷。走了3位医生，加上有医生休产检，整个科室只剩4位医生。
徐健一度也想申请暂时关闭儿科病房，没得到同意。只好处处寻找人手，人事科收到的任何医生简历，她都格外珍惜，一一去询问对方，愿不愿意做儿科。
受儿科医生短缺之困的不仅仅是浦南医院。华山医院北院是2014年底开出儿科的。北院副院长朱会耕坦言，患者需求量大，去年一年就接诊了3万多位患儿，医院场地、设施都不缺，缺的就是儿科医生。2014年底为开儿科，也是花费好几个月才招募到2位有研究生学历的儿科主治医生，还借调了一位医生，到如今一共也才5位医生。北院还计划开设儿科病房，算下来至少需要20位医生，但目前仅仅达到1/4的人数。
专家们坦言，儿科缺医生的背后，其实是整个医疗行业医生价值难以得到体现的问题。
钟南山曾在两会期间尖锐地提到儿科问题：“我们知道医院搞多劳多得、绩效评估的，这个绩效从哪儿来？不是看真正医生的劳动，而是看他开的处方，看他开的检查，看他开的药，而这方面恰恰是儿科比较少的，所以他们待遇低，这本身就说明这个问题。”
对于这样的大环境，刘卫东是无奈的。
有人认为，这是医疗过度市场化的结果。刘卫东并不认可。他不否认市场的作用：“市场化可以解决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当年浦南医院采取国有民营管理时，事业编制从800多人减少到600多人，减少的成本一算可知。
而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市场化将管理水平提高的同时，又能保证医疗的公益性。这是解决儿科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医改正在进行的博弈。
刘卫东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营造一种“小环境”——2011年5月，他拍板决定以内科平均奖作为儿科职工的基本收入。
对儿科医生们来说，长年拿几百元奖金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但对医院来说，这也是一笔大的支出。公立医院来自于政府的补助是很有限的，医院必须自己来补这个亏。
【价值】
发自内心的善意，得在一定的空间、氛围下才能释放
儿科医生李海波说，他从医院发平均奖这个举动，感受到了院长对儿科的尊重。
李海波是儿科医生中极为稀有的男医生了。大高个的他特别受来看病的小男孩们欢迎。
他喜欢给孩子们讲三国，最喜欢讲赵云的故事。他讲赵云在当阳的长坂坡，没有逃跑，是忠于承诺，不放弃职责；讲赵云如何救护刘备的甘夫人和儿子阿斗，是忠于人性，不抛弃弱者。
赵云，正是李海波的偶像。
当主任感叹儿科的战友们一去不返时，他也曾用赵云的例子去告诉过主任，还是有人“忠于初心”。
“人们总说这个社会过分逐利，但人性复杂，除了趋利避害的本能，其实还有忠诚、善意……只是当逐利成为所谓的‘主流’思维，大家也就习惯了以这样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他想了想，又腼腆笑笑，“其实还是有像赵云这样的人存在。”
李海波已经在儿科岗位上干了20多年，如今还是主治医生。他对晋升没什么追求，倒是很想去近在咫尺的儿童医学中心再进修，只是苦于科室缺人，“不好意思”提这样的要求。
“当初选择当医生，极少人是奔着钱去的。”李海波反复想表达的是，儿科医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工资的提升，而是对其价值的认可。医护们发自内心的善意，并不是单靠给多少钱可以换来。
患儿家属陆女士讲了一件事。她的孙子有一次发烧3天不退，夜里眼看着要烧到40摄氏度，她给孩子吃了一点美林（退烧药）就赶紧抱去专科医院急诊，到了导诊台一量体温38.8摄氏度，护士指着人满为患的诊室说，达不到39摄氏度，不给挂号。
陆女士无论如何解释，直到气得和护士吵起来，都依然没用。经验丰富的保安看不过去，指点陆女士抱孩子去旁边转一圈，或许孩子的温度就又上去了。果然，转一圈回来，孩子又烧到了39摄氏度以上，才终于放行……
第二次孩子发烧，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了浦南医院。也是高烧，当时有5位患者在门诊候诊。服务岛的护士先询问了情况，发现孩子神情萎靡，就和几位家长打了招呼，先让医生看一下。做了紧急降温处理后，再候诊。
两次对比之后，陆女士说，她能理解专科医院，没办法，人太多，只能通过各种数字指标来筛减人流。而反观浦南医院的做法，虽然依然要候诊，但护士的关切让她感到“孩子至少已被关注到，再有紧急情况也不至于太担心”。
而李海波说，这种善意，也得在一定的空间、一定的氛围下才能释放。
他说，在浦南医院还比较有这样的“空间”，能够给孩子们讲讲故事，和患者家属们聊聊。但现在门诊量也越来越大，“空间”正在被压缩。
刘卫东如今是靠拿出医院的经费来支撑儿科，但长久下去，医院的发展难免受到影响。
医生的价值如何评估，医疗的市场化与公益性如何权衡，如果这些问题不妥善解决，医生会不会继续流失，病房是否会再次关闭，谁也无法保证。
这不仅仅是一家浦南医院需要突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