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贤新农合12年发展 农民就医保障水平大幅提升

　　3月26日消息：“如果放在以前，我这条老命恐怕早没了。”家住奉贤区四团镇拾村村的蒲大爷提起“新农合”，翘起了大拇指。三年前他患上尿毒症，每月血透费近1万元，这对于依靠1000多元养老金生活的老夫妻俩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如今，通过“新农合”补偿和民政救助，蒲大爷全年的实际医疗费用在1万多元，大大减轻了家庭负担。

　　在上海，像这样受益于“新农合”的农民不计其数，仅奉贤区就覆盖了近10万人。奉贤区卫计委新农合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农合制度让农民有钱看病，敢于看病，彻底改变了以前农村“小病扛，大病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局面。今年，上海通过搭建市级平台,做到新农合基金统一预决算管理、统一账户核算、统一业务管理、统一筹资标准、统一保障待遇，农民的受益面还将进一步扩大。

　　 新制度实现“专款专用”

　　2003年，为了减轻农民就医负担，根据国务院相关精神，本市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当初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奉贤区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回忆说，“2003年之前，也有农村合作医疗，但由于筹资规模很小，制度不完善，报销比例很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之所以冠以“新型”两字，就是要与之前的制度有明显区别，让广大农民真正受益。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尽管有相关文件精神，但是如何筹资、报销比例如何确定等等，需要每个区县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既要保障参保农民的利益，又要确保基金能持续运转。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初信息系统还没那么发达，通过翻阅大量之前的农民就医资料，再经过复杂的统计分析，探索建立了一套新农合管理制度，规范了新农合基金的使用，实现“专款专用”，管理运行经费纳入区、镇两级财政年度预算，保证基金全部用在参保农民就医之上。

　　 筹资水平逐年提高

　　一张统计报表显示，近10年来，奉贤区、镇两级财政对新农合的投入持续增长，筹资水平逐年提高，人均筹资由2003年144元提高至2014年1600元，今年在市级统筹后，更是达到1800元。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农民个人缴纳2003年为66元，2014年、2015年均为320元，但区、镇两级政府资助资金由2003年的人均30元，提高到了2014年的1160元，今年为1195元，年均总投入超亿元。

　　筹资水平的提高，带来的是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农民在村卫生室、一、二、三级医疗机构门诊补偿比例分别达到80%、70%、60%、50%；一、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补偿比例分别达到80%、75%、50%；尿毒症、恶性肿瘤放疗、化疗和重症精神病等门诊大病按照住院补偿政策执行。大病减贫救助（二次补偿）全年最高救助限额达到15万元。今年市级统筹后，新农合大病救助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将更大程度减轻患重大疾病参合农民的就医负担。

　　同时，为方便参合农民就医，从2007年起，奉贤卫计委在全区各镇（开发区）建立了25个新农合结算服务点，实行医疗费用补偿结算电脑化；从2012年起，区内所有二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全面实施持新农合社保卡就医实时报销。

　　“相对于其他区县，奉贤的经济实力比较薄弱，但是区委、区府在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上毫不含糊。建立健全区、镇两级新农合管理网络，明确各部门职责。每年还以文件形式明确工作目标和措施，并纳入各镇、社区、开发区年终绩效目标考核。”奉贤区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再为看不起病发愁

　　“现在我们和城里人一样，不再为看不起病而发愁。”记者在采访时，参合农民几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庄行镇长堤村农民平阿姨告诉记者，去年12月，自己因患脑血管瘤进行手术治疗，除去自费部分后的医疗费为22万元。老夫妻农保退休，老伴患高血压长期服药，上有88岁父亲，家庭经济非常困难。手术后，区新农合给予报销17万多元，报销比例近80%，其余个人自付部分再通过与民政联动救助3万元，大大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如果没有新农合，动这样的大手术想都不敢想。”平阿姨说。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南桥镇江海村农民袁师傅，因患丙型肝炎10余年，无法参加工作，其父亲身患脑梗需长期治疗，孩子尚在上学，家庭经济负担很重。去年他医疗费用支出7万元，区新农合报销5.2万元，其余自付部分再通过与民政联动进行救助，最终个人承担了1万多元。

　　“2003年，我们还上门挨家挨户做工作，劝农民参合，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好处，每年到了规定时间，就会主动参合。”据介绍，奉贤新农合连续多年应保尽保率100%。

　　图为杨王村卫生室里，全国优秀乡村医生陈淑英在为村民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