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等生”意识与日本对外扩张

在近代以前的东亚文明圈中，日本大概是最早有意识地要脱离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国家。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赐予列岛来的使者“汉委（倭）奴国王”金印，标志着日本列岛进入了东亚朝贡体系。但彼此的官方交往时断时续。607年，主持朝政的圣德太子在百济僧侣的谏言下，向已经统一了中国的隋朝派遣使者，递交的国书上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这样的表述被后来的大部分日本人认为是日本摆脱东亚朝贡体系的标志。以后日本虽然多次派出了规模更大的遣唐使，谦恭地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但一直没有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唯有在15世纪初，足利义满主政的室町幕府曾与明代中国建立过短暂的册封交聘贸易关系。

因此，在后世的日本人看来，日本是自7世纪以来在东亚唯一与中国对等的国家，日本人的“优等生”意识，也许从那时起就开始萌生了。

“优等生”意识的形成

一国国民的国家或民族意识的发生和发展都与其外部的环境有关。日本偏于海东一隅，近代以前，除了曾在13世纪下半叶遭到蒙古人主导的元军进攻之外，一直不存在外部的武力威胁或民族危机，因此相对而言，其国家或民族的意识一直比较平缓。对于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日本也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对抗。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西洋人依循大航海时代开拓的海路，陆续将势力伸展到东方，带来了那一时代欧洲的知识和宗教，尤其是地理发现的新知识（比如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开拓了日本人认识外部世界的视野，对传统的华夷秩序，也产生了质疑和异议。

18世纪下半叶，经过一百多年的锁国之后，日本本土的思想和文化越加成熟，因而诞生了对外来的风靡朝野的儒学和佛学反弹的、崇尚日本本土古典的“国学”，由本居宣长等确立的“国学”，不仅是研究日本古典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贬斥外来思想、抬举本国民族精神的“日本”意识。同一时期兴起的贬斥外来思想的“复古神道”，在内在的精神理路上，与“国学”完全是同属一脉的，即强调日本文化的地位和意义。以国学和神道为内核，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也由此建立了起来。

清朝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震惊，因此当美国东印度舰队来敲打日本国门的时候，江户幕府不敢盲目地将其拒之门外。早年的一批知识先进在欧美诸国的游学和历访，尤其是代表了明治政府最高层的岩仓具视出访团在海外历时近两年的深入考察，使得社会的精英阶层看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欧美圈之外的国家与欧美国家之间在物质和精神上存在的巨大差距。

于是，以欧美诸国为楷模，一场以思想启蒙运动为引导的思想层面的革新，以自由民权运动为政治实践的社会变革，以及由政府主导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建国方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经日本朝野近三十年的励精图治，使得日本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水准乃至医疗卫生等软实力的层面与近代工矿业、铁路交通、军备实力等硬实力方面，都接近甚至达到了欧美“文明国家”的水准，同时，由官方制造的“国家神道”，也在日本国家向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它在民族认同意识上的巨大凝聚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因固守旧习拒绝变革而导致的国运日衰。这极大地激发了日本人的“优等生”意识和对外扩张、成为亚洲盟主的欲望。

自诩亚洲文化保存者

近代日本人的“优等生”意识，其思想内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日本或“神国”日本表示由衷赞美并为此醉心的国粹主义或曰日本主义；二是对日本在近代文明的进程上获得的独特的进步感到兴奋和自豪的文明论或文明扩张主义。初看这两种思想似乎有些互相乖离，事实上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它强调的都是日本与众不同的先进性，强调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的优等生地位。

作为对明治前期欧化主义的反动，1880年代末，国粹主义思潮逐渐酿成。地理学家志贺重昂等一批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人先后创办了杂志《日本人》和报刊《日本》，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价值。他们指出日本的近代化不是走向西洋同化的方向，而是有选择的摄取西洋的元素，将其同化到日本的文化中来。除此之外，在1900年前后，以一批札幌农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体的评论家和思想家，陆续开始以西方人为对象，撰写了一批介绍日本人精神世界的英文著作，其中著名的有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出版于1894年的《日本和日本人》，其头像曾被印在五千日元纸币上的新渡户稻造1899年出版于美国的《武士道》，创办了东京美术学校的冈仓天心1903年至1906年在西方分别出版了《东方的理想》、《日本的觉醒》和《茶书》。

何以会在1900年前后集中出现了这样一批英文著作，自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1895年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个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打败了清朝中国，获得了割地赔款，第一次在东亚正式崛起，取得了地区霸权，又是从这一年起，日本陆续与西方列强修正了此前的不平等条约，在世界舞台上基本获得了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地位，多年来屈居于西洋人之下的日本人，渐渐开始扬眉吐气，他们开始认真审视和研究自己的文化遗产，真正觉得东方人在精神文化上也足以与西方人相抗衡。

《武士道》将既有的武士阶级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基准进一步地理想化，将其抬举到很高的精神层面，读之足以令西方人眩目。《东方的理想》的主体思想主要有三点，一是亚洲在文化上是一个统一体；二是这种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只有在日本的文化史上才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三是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着以武力为背景的西方文明的侵袭，但是东方的文化，因其自我内在的觉醒而将体现出愈加灿烂的价值。冈仓天心尤其强调了日本的文化地位：“我们享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无与伦比的福分，未受外族征服过的高扬的民族自恃心，以未向海外扩张发展为代价，在孤立的岛国状态中坚守着祖先传来的观念和本能，由此，使日本成了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中国和印度历经战乱、古代的荣光和辉煌几乎已经成了废墟，而日本却保存了亚洲文化艺术的精髓，因此他认为，“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不，并不只是博物馆而已。因为日本民族的特异的天分，不仅能存古之精华，且欣悦地吸收新的事物，依仗着这种生生不二的一元论的精神，努力保存着昔日理想的全部精华。”

上述的这些思想家和评论家的论述，归结为一点，就是日本留存了东亚文明的精华，在对东亚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上，日本是一个模范国家，东亚文明的博物馆，日本的皇权万世一系。因此，日本足以称之为“大日本”，与由盛而衰、日趋凋敝的周边邻国相比，日本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先进国家。这是“优等生”意识的第一个方面。

以世界文明国家自居

“优等生”意识的第二个方面，或另一个侧面，是认为日本是19世纪除近代文明的原生地欧美国家之外唯一一个、至少是第一个成功地达到近代文明或曰现代文明水准的先进国家。这一思想的代表者，主要有福泽谕吉以及“明六社”成员。

据福泽自述，他少年时的精神学养主要是来自以中国古典为中心的东亚传统知识体系。但在他接触到了西洋文明后，他将这些传统的东方思想归入了负资产的范畴。“洋学”，即西方近代知识成了他审察和评价日本和世界的基轴。他1866年撰写的《西洋事情》，可谓第一本向日本读者全面介绍西洋文明的书籍，以后又将美国的独立宣言译成日文刊发在杂志上，1875年刊行的《文明论之概略》，正式奠定了他作为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也成了明治日本的主要精神脉络之一。

福泽认为：“若论现今世界的文明，欧洲诸国及美国是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洲诸国，可称为半开化的国家，非洲和澳洲可看作野蛮国家。”他进而指出：“现今世界各国，无论它是处于野蛮状态还是半开化状态，若要谋得本国文明的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其为评论的标准。”以此为视角，他甚至觉得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遗产是一种病态的历史因袭，对于东亚国家的现代文明进程起着阻碍的作用，他认为“古代的儒教主义已不适合当今的时代”，要予以摈弃。1884年12月，由日本方面培植的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等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发动的政变，因中国方面的武力干预而导致失败，这使得福泽谕吉在感到愤懑的同时，对中国和朝鲜的“开化”已经彻底绝望，于是在1885年3月发表了引起后人瞩目的《脱亚论》。

明治以后，日本朝野同心戮力推行迈向文明的维新国策，开矿山、办工厂、修铁路、开学校，训练新式军队，1889年在欧美之外的国家中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翌年开设国会，日本朝野都感到自己已经迈入了文明国家的行列。当1894年7月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时，朝野的舆论都普遍认为这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以文明国家自居，从而觉得近代以后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可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的先进国家，在亚洲地区，日本已是一个“文明引导者”，这种从文明论推导出的日本的先进性与冈仓天心等从传统文明精粹的发扬光大者推导出的日本的先进性，实际上同样是“日本优等”思想的表现，目的是要确立日本是亚洲的“盟主”和主导者的地位。

想作为领袖主宰亚太

以这样的“优等生”意识来审察他者，尤其是作为邻国的中国，大部分日本人认为，其传统文化因历代的战乱和外族人的入侵，已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命脉已支离破碎，更因在近代拒绝西洋先进文明的导入，因循守旧，国势日弊，朝鲜更是抗拒外来的先进文明，抵制革新，东亚甚至亚洲领袖的角色，唯有日本可以担当，甚至可以仿效西方列强，以武力为背景，推行对外扩张，以日本的力量和经验去改造中国和朝鲜（1897年更名大韩帝国），并且彻底主导整个东亚。

在甲午战争中掠夺了台湾并获得了巨额赔款之后，又处心积虑地控制并吞并了韩国。1915年趁一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了贪欲的“二十一条”，试图掌控中国的命脉。1927年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制定了侵略中国的“对华政策纲领”，提出中国的满蒙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1931年关东军的一批少壮派军官，在参谋本部的暗中默许之下，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占据了东三省之后，又将触角伸向华北，攻占了热河省，逼近京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表象上似乎是一次偶发事件，但从后来的发展情形来看，这是明治以来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1940年又继而向东南亚扩张，并最终挑起了向美英宣战的太平洋战争，实在是贪欲膨胀，利令智昏，真的以为“优等生”的大日本帝国可以“八竑一宇”，主宰全世界了。

1948年竹内好在反省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政治实践时，已经意识到了支撑起这一实践的内在思想动因即是“日本优等”的意识。他不无讽喻地指出：“日本文化在结构上就是优等生的文化。……日本的军备世界第一。日本的纺织业世界第一。日本的医学世界第一。日本的民族性世界上最优秀。作为创造了如此优秀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优秀代表的自己，与劣等生的人民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精选出来的。指导落后的人民是自己的使命。指导落后的东亚各国是自己的使命。”这段话非常真切地点中了近代日本何以会在对外扩张的歧路上执迷不悟的内在思想基底。

197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惊叹和赞美，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成了一个模范国家，其企业文化、经济管理模式首先受到了欧美先进国家的关注和研究，其在世界上、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受到了人们的仰视，资本和技术的输出、ODA援助的实施，使得日本由此奠定了它在东亚区域的经济领袖地位，日本的古典文化随同它的流行文化一起受到了世界的青睐，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日本人民族自豪感的高扬，此时，日本人的优等生意识又一次地被激发起来，在80年代后期达到了顶点。

尽管此后长达20多年的经济低迷，使一部分日本人感到沮丧和焦虑，但近代以来的优等生意识，今天仍然根植于大部分日本国民的心中，在内心，很多人依然以俯视的姿态看待着周边的邻国，对于过去的错误不愿作出深切的忏悔。

（来源：《新民晚报》2015年3月18日A15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报道”之“日本为何难谢罪”之四，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徐静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