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有太多的"怕" 返沪知青子女访谈录

03.08.2014  11:23

      “看了知青子女的报道,感受很深。我们家有三个知青,我们的孩子每个人都靠自己,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他们的甘苦远远比文中提到的艰难。”读者朱新玙,一位“老三届”知青看到上期报道后给编辑部写来电邮。
  
  这位读者所言非虚。
  
  “忍,忍得很严重,呼吸也会变得不顺畅,大气不敢出,走路都蹑手蹑脚,生怕碗洗不干净,怕忘记做了什么事情,怕扫地没扫干净,垃圾没倒干净。有一段时间会变得孤僻。”本期一位受访者说。
  
  这样的境遇至今仍困扰着一些长大成人的知青子女,但不同的是,他们正在一点点突破不安和惧怕,一点点生出爱的能力。
  
  “我们就像纸包着的火,一旦褪去外面那层皮,拥有很大的力量。
  
  看到和接纳自己的害怕,是拥有力量真正的起点。

徐裕赢

      褪掉外面那层壳,我们拥有很大的力量

  徐裕赢有一双浅琥珀色的眼睛,当它们注视着什么的时候,会流露出一股专注、思索的神情。
  
  见面之前,记者去了趟上海图书馆,从一本20多年前老杂志里找出一篇调查报告:《理解·关心·保护——本市回沪知青子女情况调查》。1990年代初,回沪知青子女的困境已经显现,包括求学困难、就业困难、情绪低落,甚至还由此引发了一些犯罪行为。政府有关部门遂成立调查小组,“摸底”回沪知青子女真实的生活状况。
  
  记者把报告的复印件递给徐裕赢,心想她是亲历者,大概会扫一眼,笑笑说,“哎,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没想到,她低着头,右手支着下巴,看得很仔细,看了很久,好像被某个时空吸了进去。
  
  好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
   
  ■徐裕赢,37岁,从事融资担保业,1991年底回上海,母亲是上海知青,插队云南版纳,父亲是浙江人。目前她是“知青二代”联谊会的组织者。
  
  徐裕赢的母亲是上海知青,插队云南,1991年底带着徐裕赢和她的妹妹回到上海。那一年她十五岁,刚刚初中毕业。她可以说是当时“离开父母独自回沪知青子女”群体中的一个“变形”:虽然和家人同时返沪,但因为住房窘迫,不得不离开家人,居无定所,每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户上海人家寄居。
  
  看完了,她抬起头来,浅琥珀色的眼睛看着我,又看看落地玻璃门外梧桐树的绿影,眼神中有一些松动、融化,又有些坚定。
  
  “你看得很仔细,是什么触动了你?
  
  “蛮激动的,”徐裕赢“答非所问”,“蛮激动的,很想告诉你。
  
  然后,她又停歇下来,似乎一瞬间很多东西骤然涌上心头,不知道从何说起。
  
  “是什么让你愿意接受访问?
  
  “打开心扉,才能让更多的阳光进来。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你是怎么来到上海的?
  
  徐裕赢:我母亲是上海知青,她性格很好强,当初和她一起插队落户的人不少看中她,但是她都拒绝了,一直没结婚。在云南,一个女人二十多岁不成家,已经是个怪人了。后来当地的村长,指定妈妈去和某个人结婚。我妈妈怕了,就逃出来了,跟着一个放蜂人逃了出来的。放蜂人你知道吗?
  
  星期日:养蜜蜂的人?
  
  徐裕赢:嗯。养蜜蜂的人会把蜜蜂带到云南,让它们去吃云南花朵上的蜜,这样蜜蜂就会养得很好。养好了之后,他带着一箱子蜜蜂乘着火车再回到浙江。以前的火车是老式轨道,很慢很慢的。我听母亲说,三天三夜才能够从云南到浙江,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后来,那个放蜂人就成了我的亲生父亲。当时我妈这种情况有点尴尬,毕竟年龄比较大了,回上海选择(伴侣)也有一定的难度。我父亲年轻时挺帅气,再加上他帮了我妈妈。女人就是这样子,知恩图报,就有了一点点感情,然后就结婚,生下我和妹妹。但是他们后来相处得不开心,1991年还是1992年,正式离婚了。1991年年底,母亲就把我和妹妹一起带回上海。
  
  星期日:这是你第一次和人分享回城这段经历吗?
  
  徐裕赢:如果对方也是回沪知青子女,我们会和他聊这些。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跟他聊,就是像听故事一样的。
  
  星期日:“听故事”是什么感觉呢?
  
  徐裕赢:没有相同的感受的,理解不了,所以有时候是选择不说,该怎么样生活还是怎么样生活,人总是要活着的。我们这些回来的就像小草一样,在悬崖边生活的小草。你知道吗?很多知青子女在床底下睡了很多年,在地上睡了很多年,是真的。至少我估计有占30%以上的。
  
  那个年代,对外地人而言,他只要把自己照顾好,能在这座城市里好好工作和生活,有一份好的收入和一个属于自己可以追求的梦想就可以了。但对于知青子女来说,除了要面对所有的生存压力之外,还要面对和亲戚朋友之间很复杂、微妙的关系。精神压力很大。有些知青孩子回上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我过过那种生活。一个小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铺在地上的一张板就叫做床。什么都没有,你唯独有的,是一个盆可以洗脸,牙膏牙刷,还有一个碗,一个锅子,还有一双筷子,还有一个小闹钟,这就是你的全部。
  
  星期日:很艰辛。
  
  徐裕赢:非常艰辛。当时妈妈和父亲在打离婚官司,户口不能够正常迁回上海。这一点我还是很感谢舅舅舅妈的。他们的房间很小,只有10来个平方,阳台只有3个平方,这么小一间房里面要住多少人?舅舅舅妈还有他们的女儿,阳台上睡着我外公。我们三个就打地铺。晚上睡觉的时候,走路都要很小心翼翼的,不小心就会踩到别人。在地上我们睡了几年。
  
  星期日:三个人没有户口,这在当时的上海意味着什么?
  
  徐裕赢:意味着你只能生存,学习根本就谈不上了。我那时候已经初中毕业,打一些零工度日。舅舅舅妈的生活条件也不是那么富裕,我们三个人的饭钱,日常用品像洗发膏、沐浴露、肥皂、牙膏、牙刷、生活用品,还有其它七七八八的费用,是很多的,总要交的。回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在火车站下车,秋老虎的时节。中午的阳光直晒着,汗从额头一直往下流,地面温度40多度,我跟妈妈说我很想吃根棒冰。妈妈说,不要吃,忍一下,等下到舅舅家里可以喝冰水,我们现在没有钱,所有的家当就1万块钱,你和你妹妹都要读书要钱的。然后我们就忍住了,就没有吃。
  
  住舅舅家,我妈妈也很会做人,所有的家务都是她一手包掉的。这样住了一年左右,母亲说,要把你们分开来养,舅舅舅妈那边住得实在是不方便,太打扰他们。我说没问题的,我可以自己一个人住到大姨家,或者是她的朋友家。然后就这样,每户人家我大概会住个两到三个月,轮着住。当时就这样一直混混沌沌的生活,完全没有方向和目标,啥都没有,啥都不懂。今天可以吃饭可以睡觉,有地方住,就已经是很幸运了。偶尔家里亲戚对你好,帮你买一件衣服,那真觉得是从天下掉下的礼物。生活很动荡,很摇晃。

刚回上海时的徐裕赢,从发型和穿着看,生活有点凌乱

      星期日:那你怎么保护你自己?照顾你自己?
  
  徐裕赢:照顾我自己?一开始是忍,忍得很严重。我记得一件事情,我住在一个亲戚家,他家每天有订牛奶,就是送上门、一块钱一瓶的那种,是给他家的孩子喝的。有一次,我发现她没喝,已经是隔天的了,再放下去要坏掉了,我想扔掉很可惜,就把它喝掉了。喝完了以后被亲戚家的孩子发现了,她说,你给我滚出去,乡下人,你到我们家来干吗?她把我的包袱和所有的东西扔在门口。隔壁的邻居看了就很心疼,让我过去坐,我觉得我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创伤,死活就不肯进去,我就坐在楼梯哭。哭了一场,哭出来我觉得舒服多了。这类事情碰得多了以后,你就学会忍了,你就不想说了。随便他们怎么样,你都不想解释什么了,有一段时间会变得孤僻。人变得孤僻了之后,呼吸也会变得不顺畅?大气不敢出,走路都会轻手轻脚的。生怕碗洗不干净,怕忘记做了什么事情,怕扫地没扫干净,垃圾没倒干净。
  
  星期日:连呼吸都忍着。
  
  徐裕赢:其实有很多知青子女在亲戚家里生活,都有跟我一样的感受。为了适应亲戚家的生活,他也会变成这样的。有的家庭早上都不吃早饭的,有的是很晚睡的,各种情况都有。夹缝中生存的这种生活。他们也应该跟我一样,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想要摆脱,但是很无奈,暂时摆脱不了。
  
  星期日:那时候你是个什么样的少女?比如长成什么样,留什么发型?
  
  徐裕赢:你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女?
  
  星期日:对。
  
  徐裕赢:短发,中学生那款发型,刘海是平的,这里也是平的(她在耳边比划了了下。她很快从这个问题上“”了过去,继续讲述如何生存长大。也许在生存的重压下,人们很难记得自己的模样和心境。后来徐裕赢在为这篇访谈找自己的老照片时,翻出了一张十四五岁时的相片,她说,那是过得不好,很迷茫,脸上没有笑容)。又过了一两年,18岁左右,我跟母亲说,我长大了,应该去赚更多的钱来帮助你和妹妹。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钱交给妈妈,那一刻是最开心的。
  
  星期日:当时是养家,照顾妈妈、照顾妹妹的动力支撑着你?
  
  徐裕赢:是啊。
  
  星期日:你自己的生活呢?
  
  徐裕赢:妈妈把钱收好了之后跟我商量,说妹妹还小,一定要上学,你靠你自己的努力,有多赚钱呢,就去读(书),如果没有(钱),就再来上班。我们就一直供到妹妹大学毕业,她读英文系。我自己一直面临的是什么呢?有时间有钱的时候我就去上学。没钱的时候,我就去工作,来回这样子。
  
  18岁,我记得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宾馆服务生,在兰溪路上的白云宾馆。在那里度过我两年的青春。到20岁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那时看到一起工作的同事因为年龄大了而辞退了。好多宾馆服务生,需要你年轻,需要你的体力好。当时我混得还可以,在前台帮客户登记、登记、开开门,然后做一些退房的交接工作,比较轻松的。20岁那年,有一天我猛然间发现,今天是我20岁的生日,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连妈妈都把我给忘了。那天晚上我正好是值班,晚上9点多钟,坐在台阶上我哭了。20岁对人生来说应该是多么美妙的一天,其他家庭的孩子可能享受着20岁他蛋糕、鲜花和礼物,而我却在这里打工,还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
  
  星期日:有种被全世界忽略的感觉?
  
  徐裕赢:对,没有人记得,没有人在乎。我哭了,莫名其妙地哭了。哭完之后我觉得好舒服,然后我就想,下一步应该怎么走。那种渴望很强烈,强烈得想要脱离这种困境。
  
  星期日: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徐裕赢: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像普通的上海女孩子那样去生活。
  
  星期日:普通的上海女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徐裕赢:她们每个月有了工资,是想着去哪里开销,去买什么衣服,买什么包包,买什么鞋子,去哪里旅游。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要交给我妈妈,自己口袋里的钱很少很少,少得可怜,每个月不会超过50块。
  
  星期日:完全没有享受生活的机会。
  
  徐裕赢:没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尝试那种20岁女孩公主般的生活,没有。我渴望不会因为吃饭、不会因为睡觉、不会因为今天的收入而发愁。当时心里会有很强烈的危机感。我不知道再过两年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面临着一个结局,就是迟早会被单位开掉,被淘汰。所以我不能够等到那一天,我要学会自己为自己做一些准备。
  
  星期日:我在你身上看到一种力量,你允许自己哭,你有强烈的改变的渴望,然后你会思考,思考怎么走你自己的路。
  
  徐裕赢:是,那段日子,我有个发自内心的声音: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的美好生活还没来到,我要等到那一天的到来。我朋友说我胆大的时候,像头牛!然后我就去学习,学习完以后又换工作,一直到2003年我拿到了大专函授文凭。很多人拿到大专文凭基本是23岁,而我那一年27岁。我不能光工作,光工作我会失去那段学习最好的年纪,但如果我光学习的话,有谁可以替我去交学费?所以我花的时间会比别人来得更长。那时,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些生意,开店,自己创业,也倒过房子,到2003年的时候,情况稍微好一点了,我就不用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星期日:2003年以前你都住在哪里呢?
  
  徐裕赢:就这样混着住,有时候住在公司里,有时候住在阿姨家叔叔家,哪里能住就住哪里呀。
  
  星期日:在这之前,以你的收入,加上你妈妈在工厂的收入,租得起一间房子。你们没那么做,是怎么想的?
  
  徐裕赢:我们是租得起的,但是妈妈会告诉你,你一定要节约,因为你们将来会要有组建自己的家庭,一定要学会节约,学会存钱。当时对我们来说,存钱就是生活最大的指望和快乐,压倒所有的一切。我们这一代,好些70后的知青女孩,没有成家的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
  
  星期日:你说说。
  
  徐裕赢: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经历了生活的辛苦,好不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如果找一个让她们变得负担更重,或者是会痛苦的新生活,她们宁可放弃,宁可自己单身活着。
  
  星期日:担心生活又沉下去?
  
  徐裕赢:对,她会很害怕这样的将来。现在人的快乐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一个人可以偷着乐,两个人可以对着乐,三个人可以家庭乐,都是一份快乐。只要你自己觉得你现在过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就可以了。
  
  星期日:还有,这样的生活至至少是安全的。
  
  徐裕赢:对,知青子女会把安全感放在第一条。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如果没有非常合适我,或者不是在同一城市里的,性格不合的,生活观点上差距很大的,我就会选择放弃。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缺少安全感的,他们会比别的孩子敏感。我们的小宇宙目前来说是安定的,突然有个新事物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不知道未来的生活要面对什么,这种害怕又会还原到我们身上了,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星期日:对爱的渴望吗?
  
  徐裕赢:随遇而安,不去过多抗拒,也不去过多追求。
  
  星期日:你是怎么想到做“知青二代”联谊会的呢?
  
  徐裕赢:我有个顾问,是上海知青网的发起人,他说你们这代人,延续了知青一代的身影,但又有着你们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他建议我聚拢一个团队。目前现在只是小范围的,一年聚一两次,大家AA制的。其实知青二代过得不容易,有不少人回到上海之后,没什么关系,学历也不高,这边做做,那边做做,工作不太稳定。因为什么?当时别人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在工作。没有文凭,他们可以择业的机会就比较少。你去看,我们这一代人,初中(毕业)占很大一部分比例。高中也有一点,能够念完大学和大专的也有一点,但是不多。他会很挣扎,他会少了一份东西,叫做创造,他不敢去重新创造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害怕今天现在碗里的那一点点,也不能保住,他会担心这个的问题。还有一些人,算是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在上海也成家立业,有房有车了,但又要要面临的是什么呢?上有老下有小的问题,因为他们现在30几岁,刚刚度过自己不稳定的生活,又要成为家庭支柱。
  
  星期日:你为什么要接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徐裕赢:因为我想跟这一群人走得更近一点,我们需要心与心的交流,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感受和共同的酸甜苦辣。除此之外,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一点点的力量能够让大家变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是我的心愿。
  
  星期日:这个联谊会的知青二代是如何聚拢来的?
  
  徐裕赢:就是通过认识的人介绍。有一些人参与,但并没有大面积的,一次活动大概几十个人,男性反而少。70后的女性比较多。我们会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相互诉说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你做做什么事情,在寻找一些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给到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
  
  星期日:大家聊些什么呢?
  
  徐裕赢:聊自己的生活,聊现在今后的愿望,聊需要找一些什么关系,比如想要报个公务员什么的,换个更好的工作。或者关于社保、公积金查询等等。有人要创业,一个人资金不够,那就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愿意参加。就是为“知青二代”创造一个机会,多一个机会。
  
  星期日:联谊会的活跃度似乎不是很高。
  
  徐裕赢:是这样的。知青一代该有所成的已经有所成了,已经拥有了这个社会上的权力、地位以及金钱。而知青二代是活在于拼搏中的,还在生存层面上,即使稍微好一点,又要忙于支撑自己的家庭、夫妻双方的家庭。
  
  现在一些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很高,但是“二代”有自己的性格,他们没有按照父母的那种方式去做,所以有好多知青对儿女是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心里会失落。他们觉得二代还不行,所以不愿意把有一些东西完全地放出来,比如说权力、关系等等。
  
  星期日:你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听着也让人难过。
  
  徐裕赢:一代和二代之间有一种奇怪的矛盾。对父母来讲,他觉得我给了你最好的东西,我把你带回上海,是一种最好的归宿和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而知青二代却说,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才有了知青二代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话,我跟其他的孩子是一样的,我该怎么生活我还怎么生活。就是因为父母你们给了我这种特殊的生命历程,才让我的生活被改变,而且是莫名其妙地被改变。知青很辛苦,所以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强迫症”。我是爸爸妈妈,你要听我的,你什么都要跟我一样,你今天吃饭做事睡觉什么都要跟我一样。但是知青二代生活其实很动荡,你要他跟知青一代完全吻合是不行的。
  
  星期日:彼此之间有种失望?
  
  徐裕赢:有的,以前我也一样怨恨妈妈,我妈妈也怨恨我,她都是看我不顺眼,嫌我坐着站着吃着躺着都不顺眼。她其实心里在怨恨,她怨恨她自己,有时候也会发泄到我身上。其实我很想把知青二代和知青一代放在一起,搞一些活动,能够让他们融合,彼此倾听对方的心声,但你就会发现真得蛮困难的。人与人之间最离不开的一种东西就是理解。一代和二代之间很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在理解上有非常大的矛盾。其实多数中国人都背负着父母的期待,要为父母活着,而知青子女背负的份量会更重。现在已经长大的知青子女中,有一部分人,比较颓废、内向。他过不了自己内心,永远在追逐别人眼中所谓的好、所谓的坏。他总在都会担心别人会骂他,哪怕今天炒了一个菜,他会担心,这是不是偏咸的,要不要再放点盐。回顾知青子女的成长,他一旦是在别人的家庭中生活,就会非常地在意别人的看法,退缩在别人的评价中,活在别人的眼中。而这个,会扭曲他自己本身原有的能力。他们失去了一样东西,叫做自我。但是很奇怪,他们又是被包着的火。因为我是他们的一员,我能感觉得到,他们有抱负,有理想的。三十多岁的人,如果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是有机会的。只要把外面这层皮褪掉之后,他们有一种很大的力量。
  
  采访中,徐裕赢时常抬头,凝神望着窗外。
  
  我问她在看什么,她说,各种场景都有,原以为生活过去了就过去了,其实它是那么深刻。
  
  “我看到了幸福的时候,亲戚过节,可能会烧一大桌好吃的,那时候可以吃得饱饱的。不幸福的时候,工资还没发下来,生活费怎么办?然后天冷了,是不是要买被子,会不会冻死?
  
  徐裕赢说着,笑了起来。
  
  “我学会了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如果你不小心走进了一个不想要的山洞,那么就闭上双眼向前走,总会有看到亮光,走出山洞的那一天。
  
  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她终于看到了生命的第一道光亮:买了一套自己的商铺,小房子拿到产证了,然后又自己买了一笔养老保险。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她,渴望着什么样的光亮呢?
  
  从十五岁打零工开始,徐裕赢不知道换过多少份工作,如今她从事融资担保业。她所面对的,是一些现金流紧张的企业主,不得不拿着房子、车子、贵重物品来抵押,希望得到贷款,输入企业继续运转。而徐裕赢的工作,就是倾听他们的现状、想法和能力,评估能够提供担保。
  
  “我很幸运,也很荣幸做这个工作,它通过钱达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企业家,能把一个企业做起来,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努力,还有辛勤的汗水。说真心话,我愿意帮助他们,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哪怕贷款这件事情我做不成,但是我努力过了,有付出了,会非常开心。如果能帮到他,这个企业主会跟我说谢谢,若干年之后,假如这笔钱改变了他的命运,他重新诉说他的故事,我想我会非常有成就感的,这种感觉会非常美妙。
  
  而在采访后的微信往来中,她也向我透露了自己的另一个心愿:
  
  “我的内心还是有梦,等待一个人的到来,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回家吧。
  
  徐裕赢告诉我,她本名叫“徐颖”,“裕赢”是后来自己取的名字。现在,她还有个网名叫“盈盈”。她说,那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过,这个细微的变化是有些意味的。或许潜意识中,她已经渴望迈出“一定要富裕,一定要赢”的生存层面,开始走向生命中真正的丰盈。
  
  “我在自己人生的困境中走出一条对自己来说最好的路。我不可以要求别人对你负责,社会对你负责,命运对你负责,我一定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要为自己而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