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无人机”时代他们探到飞机外面顶着风拍上海

25.01.2016  12:21

  采访王小龙时,身边的人一直称他为“老法师”。他拍过许许多多的纪录片,关于上海,关于上海人。

  他和他的同事经常把镜头对准上海。不论拍什么,都是一样的话:“光拍高楼大厦,那是炫富,土豪。上海?上海都在两层楼以下。”这句话后来写进了他自己的书籍里,也被同行多次引用。

  然而也曾经有一年时间,王小龙是在空中俯瞰上海,俯瞰这座城市的。那时候,无人机还没有进入家庭,一段航拍的视频拍摄起来难度之大、成本之高,是难以想象的。可是也因此,他从空中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陆家嘴的日出、外滩的雨景、新天地的小情侣,都一一摄入他们的航拍镜头里。

   人物小传

  王小龙新闻高级编辑,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导演,《一个叫做家的地方》《莎士比亚长什么样》等纪录片导演,2000年以来上海题材的一系列纪录片作品的策划者和制片人,曾先后出任上海纪实频道、艺术人文频道的首席导演。

   探到飞机外面顶着风拍

  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纪录片叫《俯瞰德国》,用的全部是航拍镜头,比吕克·贝松监制的《家园》早多了,那部片子深深震撼了我。如今说起航拍已经不稀奇,但在这两部片子之前,很少有人完全用航拍镜头做成一部片子。

  2009年左右,我需要拍一部关于上海的另类形象片,于是我找来老朋友陆宇清,告诉他想做一部上海的片子,打算完全采用航拍,一共半小时。找小陆是因为我毫无空中实拍经验,而他的航拍经历和经验在上海数一数二。他一听,就说:“你疯啦,世界上哪有这种片子,完全航拍怎么会好看,还要观众看半小时?”我说:“这个你别管,我们试试看。

  其实原因很简单,从地面上看城市的高楼大厦,人们已经看厌了,怎么拍,都像是在炫耀庸俗的成功学,这不是我做片子的目的。我希望拍的片子,能让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喜欢它。而航拍,可以超出人的日常视线。即使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的人,都没有机会在空中观察自己生活和生长的城市。我想,航拍上海,上海人看着也会觉得新鲜。

  当时,航拍的关键取决于三个因素:高度、速度、稳定性。前两个不成问题,最后一个稳定性,难住了我们。保持飞行时画面的稳定性,国际通行的技术手段是在飞机下面安装一个陀螺。这种陀螺我们租得起。别说陀螺,就是吕克·贝松做《家园》的全套设备我都打听过,用5天,3万欧元,其实也租得起。但问题不在于机器,而在于国外的机器不能随便进入国内。尤其是拍《家园》用的摄影机,原本是空军用于地面精确打击的,虽然早已经转为民用,但是按照规则不行就是不行。

  我意识到,航拍的技术难度需要我们自己去解决。

  最初,我的想法是找一架好点的飞机,自己装陀螺。这需要在飞机肚子上打三个洞。其实打洞没什么,小飞机与小轿车一样,打三个洞再补上就行了。可是国内就很难找出一架飞机,肯让我们打三个洞。几经周折,这个想法只能放弃。

  后来,我们采用的办法是用国内最好的直升机,找制作公司做了一个架子,直升机两边舱门打开后,架子横贯两边,有平衡的作用,然后在一个架子上安装了三台高清摄像机。其中一台垂直往下,这样拍起来,镜头就像好莱坞大片,从屋顶往下垂直移动,特别好看。第二台45度向前。第三台手工操作,需要人探到飞机外面去顶着风拍,这是相当土的拍摄办法。

  空中的风相当大,摄影师陆宇清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拍摄。尤其到了冬天,12月飞上去拍时,高空的风呼呼地吹,拍完后,我把他从外高桥基地抬下来,缓了一会儿,接着请他喝咖啡,他喝咖啡时整个人还是冻僵发抖的状态,那叫一个苦呀。

   航拍的成功一半是飞出来的

  在高空拍摄,有很多注意事项。比如说尽量别换带子。如果换带子,风一吹,带子就吹掉了。

  还比如,每次起飞,都需要计算好路径。我们从外高桥机场起飞,如果拍青浦,需要绕过上海两个民航机场的禁飞区,这样一绕,半箱油就没了,实际上只能拍10分钟就结束。

  我不得不钦佩来自东海救助飞行队的飞行员,他本事很大,让他驾驶飞机,在楼宇的腰眼间穿梭都不成问题。电影《碟中谍4》陆家嘴的一段飞行画面就是他执飞的。导演想出来的场景,对飞行员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只可惜,规定不允许他这样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间乱飞。我们只有一个镜头,是在陆家嘴大楼的“”中间飞过拍的,很好看。

  对我来说,最麻烦的还不是航拍,而是每次航拍前,需要与涉及空中管制的多家单位打交道。飞一次,要提前30天预约。30天以后天气好不好,能不能飞,只能看运气。每飞一次的许可证上,至少要敲6个章。起初大家都觉得很麻烦,领导看到我来就头疼。但好在小陆飞了几次以后,相关单位信任了,他们知道我们不会乱来,之后再打交道就好了很多。

  我们沿着延安路高架、南北高架、苏州河、黄浦江上飞。我意识到,航拍的成功一半是飞出来的,而不只是拍出来的,需要看飞行员对航拍的理解。于是每一次拍完,我们都与飞行员一起看带子,比如看到一个场景,就告诉他下次飞到这里,不要水平飞,飞得倾斜一点才好看。后来形成了习惯,起飞前,早上5点开飞行前的例会,飞行员就会问我:“说说,这次你想怎样飞。”我们和他一起讨论。这也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

  我们前后总共花一年时间,经历了上海的四季轮回。一个架次有3本带子,于是那一年我手头积累了大量航拍镜头。最终片子里呈现出来的只是冰山一隅。

  航拍的目的,就是要突破人的日常视觉,让观众成为一只鸟。我们做成的纪录片《俯瞰上海》后来拿给在欧美的上海人看,26分钟放完,灯一亮,许多观众都眼眶湿润了。对他们而言,这样的上海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

   不只是单调的俯瞰也有对现实的议论

  当时为了做《俯瞰上海》的纪录片,我找到了最早航拍上海的片段,是美国空军从外滩往虹口拍起,68秒长的镜头,我们买下来穿插在片子里了。还有一些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航空公司的镜头,图像如今看起来已经很糟糕,但是作为资料片别有趣味。

  每一次航拍上海,画面都可遇不可求。比如,浦东有一所学院,得知我们在航拍,希望能顺便拍他们的大楼作为资料,我答应了。然而一次都没成功,画面不是光的位置不对,就是角度不对。即便是同一个地点,每次拍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

  有段时间,我想要陆家嘴的日出画面,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从外高桥机场起飞,但当时并没有把握,不知道当天出不出太阳,只能先飞了再说,一切看运气。

  航拍时如果遇到下雨,也有它的美。那一年外滩通车典礼。早上9点直升机往外滩飞,9:20贴着江面飞到典礼的上空。正巧那时候下雨,外滩老建筑的颜色呈现出动人的反光,原本陈旧的墙色泽沉着,画面很好看。

  我们一般上午起飞,一路向西,太顺光并不好看,航拍需要点逆光,飞机回头,画面一下子变得很美。

  有些镜头,可能一生只能遇到一次,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比如有一次我去海关办事,出来抬头,发现金茂大厦的夕照非常美,大厦被照得像座黄金塔。我脑子里想,下次什么时候再用摄像机拍一下,结果后来再也没遇到过这样的画面。呈现这样的画面需要时间、季节、天气等条件。航拍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镜头太多了。当年航拍的那些片段,陆家嘴已经不能用了,它变化得太快,只能当资料片存着。

  可能有人认为航拍就是单调的俯瞰,其实航拍也有对现实的议论,也能融入历史的叙述。从纪录片的结构脉络来讲,上海的历史与地理有直接关系,沿着苏州河、黄浦江再到长江,可以把上海的历史勾勒出来。我还记得沿着苏州河航拍的画面,其中有一段旁白:过去机器轰鸣的苏州河已经改变,周边的楼盘开始建起来,它们毫无例外打着“清水楼盘”的广告。在上海,拥有一套房子就像拥有一个梦。豪华的是梦,简朴的也是梦,在梦与梦之间,是无穷无尽的期待和辛劳。

   软件再怎么处理也不可能完美

  当时,我们也用到了小型无人机。那时候全世界只有两家公司做无人机摄影,一般是拍电影用的。还记得无人机从国外运来时,我去机场迎接。它被放在一个铝合金箱子里,一张床长短。此前已经审批过允许入境,但是箱子打开来一看,无人机涉及6个国家的零件,海关拿着清单一项项核对,足足核对了一个多小时,我只能站在旁边干着急。

  一开始,我们不太会用它,航拍效果和事先想象的有差距。无人机有无人机的长处,但是它怎么飞需要设计好。有一次,它拍到一个镜头:陆家嘴的天刚蒙蒙亮,它穿过和平饭店的楼顶往浦西飞去,这个镜头很好看。慢慢地,我们终于懂得如何用好它,后来一次比一次拍得好。比如在新天地的一个弄堂里,一对情侣手拉手走过来,无人机离地1米多悬停,随后镜头“”一拉,呈现出新天地的全貌。这种镜头特别适合无人机拍摄。

  现在使用无人机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我站在中国馆楼顶上,就看到有无人机对着中国馆飞过来,结果它往上拉,却拉不上去,眼睁睁看到它掉下来。

  曾经有人给我出过很多航拍的主意,比如说建议我利用飞艇航拍。飞艇我上去过,不能拍动态,因为震动很厉害,而且没有速度,坐在飞艇里只适合拍照。航拍需要一定的速度,需要极强的稳定性。

  机震影响一直是航拍中非常让人烦恼的事情。尤其在空中,有时候镜头不敢往前推,一推抖动幅度就大了。吕克·贝松拍《家园》时,有一段航拍上海的镜头,不能用他们自己的设备,用的是我们的直升机和摄影设备,最终的效果和我们的差不多,可见对航拍而言,技术装备还是十分重要的。

  渐渐地,需要用到航拍的画面越来越多。做多了,我们的团队有一套自己处理抖动的办法,后期可以靠软件去除抖动。但后来发生一件事,让我意识到,软件再怎么处理,也不可能完美。

  电影《小时代》的一段结尾,俯瞰上海的画面是我们提供的。那天我去电影院一看,发现在大屏幕上,画面的清晰度明显不够。其实后期去除抖动,是以放大为代价的。我们掌握的放大尺度一般不超过5%,拍摄时只要不是抖得太严重,处理后,画面就稳定了,但这是以牺牲画质为代价的。平时显示器里看觉得没关系,但是一旦投到大屏幕上,清晰度不够这个缺点就暴露无遗。

  所以,航拍飞机上必须装有稳定的陀螺,保证不受机震影响,也就能保证精度,这真是绕不过去的事情。

  世博会期间,央视转场来了一架飞机用于拍摄,事先就装好了陀螺,我一听十分高兴,自告奋勇说,上海航拍的手续我来保障,条件就是每次飞好后的片子,能否给上海留一份。

  然而当我拿到片子兴冲冲看了一会儿后,立马察觉不对,我问他们:“那么吃力把飞机弄过来,为什么画面还是4:3,不是16:9?你们上去的设备莫非不是高清的?”他们回答:“不是高清。”我问为什么,他们解释,那个陀螺高清机器装不进去。我一下子失望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当时陀螺的玻璃罩子里,飞进去一只小虫子,于是这批航拍镜头中,永远有一只虫子在飞。

   一张人脸总比一幢楼更动人

  拍多了形象片我也在想,尽量别把形象片做得太夸张、太炫耀。做纪录片至今,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会看到很多遗憾,很多无可奈何。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往前推进一点东西。

  有一年,上海拍形象片请来了澳大利亚的导演,这位导演拍城市非常有名,迪拜的形象片正是出自他之手。他拍片子有个特点,喜欢玩水,比如说拍上海,镜头一开始在水下,随后从水下忽然拉上来,浮出水面,画面就是陆家嘴。我觉得这样拍确实很好看,尤其是逆光从水里拉起来的时候,有新鲜感和美感。

  然而片子拍完后,相关部门领导并不满意。可能那位澳大利亚导演对上海不太了解。比如说他有一个镜头:一位模特在走,走到华联商厦,大楼幻化成以前的百乐门。上海人都知道,百乐门离华联商厦地理位置很远,两者的联系感并不强。如果非要幻化,那么至少在历史中,华联商厦对应的是永安公司。那位澳大利亚导演又是画家,讲究美感,片中还让女模特穿着一身黑裙子,他可能觉得黑裙子很好看,但作为中国人,怎么看都有点别扭,我们后来涂成了红裙子。

  片子通过不了,我接到了任务,负责修改这部片子。我还是尊重澳大利亚的导演,镜头没有重拍,只是根据现有的素材,重新拉出来一条时间线,重新剪辑。剪辑修改无非12个字:前前后后、多多少少、长长短短,诀窍就在这12个字里。

  还有几次,我接到一些单位形象片的文案,看了就不想拍。建筑形象片最好的效果,是观众看了以后,身在这里的人有庆幸感,曾经身在这里的人有怀念感。能打动人的,只能是人的故事,而不是空洞的高楼大厦、千篇一律的成就汇报。所以形象片必然要有人,有人的喜怒哀乐。内容如果与人的日常生活没关系,它就很难精彩。城市的意义体现在人的身上,一张人脸,总比一幢楼更动人。好在最近几年,大家的观念都在慢慢改变。现在拍形象片,至少镜头里都有人了。

  后来我看到电视台的年轻人拍了一部片子《这里是上海》,日常景象拍得非常好,漂亮,大气。我当时就在感叹,我一直没做到的东西,现在年轻人做到了。

  今天拍上海,别太有历史压力。不用夸张,不用太多包袱。关注的重点还是当下,是这座城市里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喜怒哀乐。

  上海有许多好的方面还没有宣传出来,比如绿化覆盖率越来越高。每一次起飞,都能在空中看到越来越多的绿色,航拍的镜头一次比一次春意盎然。这也是重要的成就,尽管我们不太炫耀这点,但它确实是这座城市真实的进步——我们在空中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