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讨薪缘何静悄悄？

　　岁末年初通常是一些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高发期。为了尽快拿钱回家过年，一些极端的职工甚至会采取过激的维权方式。相较于往年偶有出现的“大张旗鼓去讨薪”的情形，今年的讨薪路上似乎“人员稀疏”，“还我工钱”的呼声也渐行渐弱。

　　今年讨薪缘何静悄悄？其背后离不开的是全市各职能部门的严防死守、严惩不贷。

　　基层工会

　　“群”策群力解决职工“快讨薪”诉求

　　1月18日10∶32，高桥镇工会反映，辖区内一清洁用品公司有十名职工前来咨询，被欠薪后如何维权的问题。

　　10∶40，浦东新区总工会法律部部长回复，安排专人主动跟进，追踪事件发展情况。

　　11时左右，基层工会反映，已派专人跟进。

　　1月19日上午，关于该公司欠薪事件的预警表格生成，公司方表示，尽快予以结清……

　　从敏感地察觉可能存在欠薪事件，到最后问题的解决，整个过程仅一天，而这一天，事件发展的关键节点都在一个名为“劳动关系和谐构建群”的微信群内完全呈现。记者在浦东新区总工会法律部张蕾的手机上看到，这个微信群内目前有52人，除去她和法律部部长刘述富，其他成员均来自各基层工会和窗口单位。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一旦发现欠薪等企业有违法嫌疑事件，都可以通过微信群及时上报预警，区总法律部也会时时跟进，下达指令。

　　“劳动争议处理过程繁复、耗时长，如果在事件发生之前就能敏感地觉察，并提早介入处理，会有效地缩短职工维权的时间，节省成本。因此，浦东新区总工会有健全的劳动争议预警网络机制。然而，在具体事件处理时，一级级地上报情况仍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尤其在年关，是大量农民工期待拿钱回家的特殊节点，‘快’是讨薪职工最大的诉求。”据张蕾介绍，微信群只是个简易程序，也是预警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流程不够规范，却能解决职工“快讨薪”的诉求。

　　除了微信群，区总法律部的工作人员手机上还有与浦东劳动监察时时双向联动的QQ群，以及覆盖了区内大量工会法律援助力量的微信群，对辖区内任何一个劳动争议事件做到事先了解，及时介入，监控处理。

　　互联网+维权是一个思路、一个平台，也是一条绿色通道。通过互联网的各类“群”，集聚各方力量，各司其职，节省了大量空间和时间的成本，同时还能为职工提供全方位的权益保障。

　　法援窗口

　　正确引导职工合法维权

　　“现在企业欠薪的情况，就我个人感觉好了很多。我这处理的仅有4起与欠薪有关的案件，且大多都是非典型性欠薪案件。一般人们所说的典型案件是指用工主体明确，企业拖欠薪资的行为不具争议。但是随着经济形势不断变化，许多企业欠薪案件也不再像以前这般‘单纯’。”在上海市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公职律师林志祥参与处理的4件欠薪案中，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案件：王亚伟、徐驰和王金曾经是一同留学加拿大的同窗好友。回国后，三人见国内创业形势正佳，一拍脑袋便组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专做红酒进出口生意，其中由王金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亚伟与徐驰任公司两部门的总经理一职。由于王金一人的资金有限，他以借款的方式向王、徐二人借了一笔资金用于工资的运转，同时与二人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答应每月支付5000元作为工作报酬。然而，创业之路并没有三名年轻人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在王、徐二人连续2个月没有拿到5000元的工作报酬后，他们来到了市总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

　　“王、徐二人的这个案子就很有代表性。”林志祥告诉记者，非典型案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劳动者身份的复杂性。在创业大潮中，许多人纷纷投身其中，他们既是公司中小股东，同时也是创业公司的职工，一旦公司的某一老板携款而逃，不仅仅是普通劳动者，就连当初出钱投资的他们往往也牵连其中。除此之外，近两年如网络兼职工、退休返聘职工的人数也在逐年递增，他们和企业之间发生的用工关系多样性也增加了欠薪案件的复杂程度。其次，一些规模小的公司往往在工商注册前就开始用工，在一段时间后老板由于经营问题再逃逸，导致用人单位根本不具有用工主体的资格，劳动者在一开始没有搞清情况，即便之后发生欠薪行为想要讨薪也是无从下手。除此之外，工资组成的多样性也导致劳动者对于自己应得的以及和用人单位约定的薪酬分不清，“有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都会和劳动者说：‘合同上是这个工资数，公司还会在每个月给你发一笔提成’或者是‘你可以通过报销的方式，再拿到一笔钱。’这样其实根本就不利于劳动者。”

　　欠薪案件虽然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林志祥认为处理这一类案件最重要的还是两点。“首先，要厘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在他处理的案子中，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劳动者明白他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究竟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对于那些投资创业的人而言，他们在受到公司法规范的同时，也受劳动法的保护。因此，在帮他们做法律援助时千万要厘清两者的关系，不能够混淆。”另外，法律援助还应该正确引导劳动者，让他们明白应该向老板追讨多少钱，以免发生一些过激的维权行为。

　　劳动监察

　　对欠薪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大多数劳动者碰到被欠薪的问题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打“12333”劳动监察的举报电话。为畅通劳动者举报投诉渠道，便民维权，全市劳动保障监察举报电话“12333”实行24小时，365天接受举报。另外，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均设置了举报信箱和受理窗口，方便受理劳动者举报投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网上也设有举报界面，方便劳动者随时随地进行举报，并且做到一有举报、立即查处。

　　记者从上海市劳动监察总队了解到，为加强快速反应能力，迅速查处，各级劳动监察机构在年前进一步落实值班制度，对一般的欠薪案件24小时内实施监察，快速查处。尤其是对于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立即查处，实行“365天监察无休”。

　　欠薪案件中，情节最严重的莫过于“恶意欠薪”。近两年，上海市劳动监察机构有效利用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协商沟通、案情通报、案件移送等制度，完善商请公安部门对欠薪逃匿等突发案件的提前介入、全程参与，发挥刑法对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的威慑作用。截至目前，本市已宣判恶意欠薪刑事案件20余件，刑期最长2年。

　　去年，上海森寅木业有限公司被查实拖欠数百名职工工资近两百万元。劳动监察部门在多次上门责令整改无果后，该单位法定代表人廖某玩起了失踪。针对此情况，公司所属青浦区人社局将此案作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移送青浦公安机关，警方于当天立案侦查，并对廖某实施上网追逃。此后，廖某因偷渡到澳门赌博，而遭澳门警方遣送至珠海。珠海公安机关发现其是网上追逃人员，遂通知了青浦公安机关。去年年底，青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廖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职工们的血汗钱终于有了着落。

　　据上海市劳动监察总队介绍，他们对欠薪违法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目前主要通过入刑、公示等手段全方位警示恶意欠薪违法行为。具体来说，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恶意欠薪行为，涉及情节严重、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的，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对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用人单位，在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还要按照规定实时向社会公布；此外，还要强化信用惩戒，增加企业欠薪违法的失信成本。一方面，将存在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被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处理的企业纳入劳动保障监察重点监管的名单，予以密切关注。另一方面，将有关行政处理处罚信息纳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发挥有关部门的职能优势，对失信企业采取信用惩戒，使其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严厉打击，一查到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本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通过排摸，已检查用人单位5000余户，涉及劳动者10多万人，责令用人单位补发工资4000余万元。

　　劳动仲裁

　　开启绿色通道保障职工正当权益

　　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负担着大量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2016年，仲裁院共受理欠薪类劳动争议案件8124件，这与前两年动辄过万的争议案数相比，已锐减不少。

　　如何维护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拿回应得的工资，是仲裁院工作中的重点之一，其中，院内设置的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工作对接中心功不可没。

　　作为劳动仲裁与法院的“前沿阵地”，中心为劳动者提供免费代书、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心理援助、快速调解、诉讼开庭、执行申请等一站式服务，成为劳动者们最专业的法律后盾。“最难处理的还是要数群体性争议案件中的劳动者们。由于他们的人数较多，情绪比较激动，所以只有快速地处理好他们的问题，才能够抚平他们的情绪。”一名仲裁员告诉记者，对于这些人数较多的群体性争议，仲裁院内一般会为他们开辟绿色通道，设专人陪在他们身边，提供有序的引导，“首先是通过心理疏导，平复他们的心情。然后由专人与他们中的代表了解情况，同一时间，启动仲裁与街镇一级的内网，联系相关街道直接找到侵权企业，并通知企业前来处理；如果联系不到企业，或者是遇到老板消失的情况，我们也会先将其情况记录在案，报至监察部门，由区人保局进一步与法院联动，启动欠薪保障金垫付程序，使这些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得以迅速平息。”通过这样一条绿色通道，引导集体争议驶入“快车道”，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不影响其他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与进行。

　　除了快速处理欠薪案件之外，闵行区仲裁院汇聚多方资源，形成了一套劳动争议调解的“四级网络”系统，由区人社局、司法局、总工会委派工作人员在区仲裁院内设立联合调解中心，让劳动者不用四处奔波，找寻有关部门维权。街镇一级也按区联合调解模式，组建街镇联合调解中心，确保劳动争议调解的规范化。2016年，仲裁院的立案庭还与区联合调解中心共同搭建了有关劳动争议预防调处公共服务的线上平台，并设有“我要预警”、“我要仲裁”“我要调解”、“我要法援”四大功能模块，让劳动者能够实现线上申请仲裁调解，线下就能拿回应得工资。

　　各级法院

　　落实强制执行确保资金到位

　　2016年12月2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上海高院副院长郭伟清在会上通报了今年上海法院开展破解“执行难”专项治理工作的阶段性情况，并将破解“执行难”确定为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

　　从2016年4月起，全市各级法院开展破解“执行难”专项治理，确立“以推进执行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破解‘执行难’”的工作思路，针对制约和影响执行效率和效果的突出问题，重点开展了打击拒执犯罪、打击规避执行等专项行动。例如，杨浦区人民法院为帮助职工讨薪，执行局上下几乎全员出动，采取值班制度，轮番蹲守被执行人的住所等方式，确保欠薪执行到位；奉贤区人民法院与区公安局、区检察院签署《合力破解执行难备忘录》，对拒执罪执法统一、失踪被执行人进行网上追逃、失踪车辆查控；一中院为提高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借助电视、网络等媒体、公共区域电子大屏幕等平台，公开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拍卖公告等信息，力求对怠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全方位“围追堵截”……

　　此外，上海法院还通过“数据法院”“智慧法院”建设，建立全市统一的“执行案件综合管理系统”，提高案件办理的智能化水平；建立执行大数据分析平台，提高执行决策的科学化和执行办案的精确化；拓展深化信息化执行网络查控，提高执行办案效率；建立了执行案款管理“e号通”，实现案款“一案一人一账号”规范管理；强化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向社会公开56个执行工作信息点，向当事人发送37个执行流程节点信息。截至去年11月底，执行信息公开平台点击量累计4050万余次，日均点击量2.2万余次；接受公开查询信息累计125万余条；向当事人推送短信累计120万余条，有效保障了执行申请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因涉及民生、典型代表性强等原因，欠薪事件的执行一直颇受社会关注。上海法院开展破解“执行难”专项治理以来，经过8个多月的奋力推进，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月9日上午，崇明区人民法院在本部第一法庭举行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农民工工资发放仪式，执行局副局长施卫星主持仪式。在该批案件中，被执行人上海银凯电器有限公司涉案金额高达898万多元，其中涉及的农民工劳动报酬纠纷113件113名，金额为92万多元。执行局受理案件后，积极研讨执行方案，落实执行措施，最终通过多次拍卖，获得拍卖款259万元。为使113名农民工在春节到来前及时收到劳动报酬，该局在有限的拍卖款中，对113名农民工的92万多元的工资作优先全额发放。

　　仅隔几天，黄浦区人民法院也开展涉民生集中执行活动，对群体性欠薪案件进行重点突破、集中执行，1月12日上午，该院举行了欠薪集中发放活动，将3起案件43名员工被拖欠的共计80余万元的劳动报酬发放给了申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