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有太多的"怕" 返沪知青子女访谈录

　　“这周看了知青子女的报道，感受很深。”读者朱新玙是一位“老三届”知青，他看到上期报道后，给编辑部写来电邮。
　　
　　“我们家有三个知青，孩子都走不同的道路回到上海，现在都成家也有了自己孩子。他们每个人都靠自己，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你们文中讲的那种离开父母，独自回沪的知青子女，当时上海文件中说大约有24万。起先必须是初中毕业才可回来，几年后因为人不多了，就一次性解决。我就是这个类型，女儿是1992年回到上海，他们的甘苦远远比文中提到的艰难。”
　　
　　这位读者所言非虚。
　　
　　艰难给人磨砺，也会让人沉沦。1990年代初，上海出现一个新动向：犯罪人员中有部分是返城知青子女，上海市有关政法机关和部分政法院校的同志们联合组成调查小组，开展5个月的专题调查。全面了解知青子女的生活状况，并将调查结果连续刊登在1992年的《青年学报》上。
　　
　　记者在图书馆借阅了这份泛出黄点的旧杂志，读到了当年那份由马传荣执笔，名为《理解·关心·保护——本市回沪支（知）青子女情况调查》，并摘录部分内容刊登于此。
　　
　　知青子女究竟经历了些什么？这些经历如何影响着今日的他们？人们如何超越昔日艰辛在心中烙下的惧怕？……在这个意义上，这份20多年前的调查报道，并不过时。
　　
　　1、四分之三之多的回沪知青子女目前正好处于初中毕业，是重新选择职业包括继续参加中专、高中、技校和职校就读的时期，人们常说，由学校进入社会是人生的第一转折时期，说明这一时期对每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和关键。回沪知青子女此间很容易让忧思愁绪包裹，因为他们不能和同龄人一样，时时事事收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指点，心里的烦恼和忧愁惟有凭依自己来排解，在问卷调查时，有84.3%的回沪知青子女在“你认为你这个年龄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身边每件事情”的命题中答道：“很难很累”。
　　
　　2、在座谈中，我们询问回沪知青子女：“为什么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你们有的愿意回沪，而大多是人却不愿回沪？”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愿意离别原地正如我们父母不愿离别上海的心情一样。我们的父母尽管现在‘入乡随俗’，生活等各方面的条件也可以，但他们对大上海都有一种失落感和依赖感。他们忘不了属于他们‘第一故乡’的真挚感情，而我们恰恰与他们相同，我们也忘不了属于我们‘第一故乡’的执着情愫。”
　　
　　3、住房矛盾突出。在实地观访中，我们发现96%的回沪知青子女清一色住阁楼，居住的小天地除只能安放一只纸箱或皮箱之外，其他生活用品只好存放或寄放他处。还有一定数量的回沪知青子女生活无“自主权”。一位回沪女青年对我们说，有位“老乡”回沪后和奶奶同住，奶奶每天晚上搓麻将，她就只好待在旁边，等他们“方城大战”结束才能睡觉。有时实在等得累了，劝奶奶和“搭子”早点结束，就会遭到他们的一顿数落：“小江西，侬勿搞错，这房间的产权不是侬的，勿识相当心叫侬滚蛋。”“老乡”只能忍气吞声，含泪把这些苦楚埋在心底。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到这位女青年所在居委了解，我们才知道她所说的“老乡”就是自己。由于住房紧张，有的回沪知青子女只能承租他们房屋，因租价昂贵，个别回沪知青子女现在居无定所，成了无家可归的“小拉兹（注：拉兹为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人公）”。
　　
　　4、87.5%的回沪知青子女的监护人年龄都划进了老年人圈层，48%的监护人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老翁老妪，他们在履行监护人职责时只知道“不让他们外出，不让他们轧坏道”就算“万事大吉”和“尽到责任”。有96%的回沪知青子女平时不与监护人交流思想，有93.2%的监护人也认为与“回沪知青子女难以交谈”，彼此之间都有“无共同语言”的感觉。据有关部门反映，约64%的监护人属于“抽壮丁”或“拉”来的，都不愿多管“闲事”，无奈于种种缘由而充当监护人。
　　
　　5、回沪知青子女目前正以回沪前所在地域为单位，结成“小帮派”和“小团伙”，这种现象说明，回沪知青子女的心理思维与上海现有同龄青年的心态相差较大，依赖原所在地的“哥儿们”或“姐妹们”的群体力量保护自己，“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思想在回沪知青子女中普遍存在，他们很少考虑个人价值的取向与上海“站住脚”的作用，还没有找到自我发挥、自我创造的“开创大上海”的有效途径。
　　
　　6、我们从610名回沪知青子女的就业情况来看，有3人分到机关工作，占0.5%；有10人分到医院、学校工作，占1.6%；有254人被录用到工厂工作，占41.6%。参加工作后，不少人对所在单位的工作不满意：一是所在单位分配工种时，往往将回沪知青子女分到了最苦、最差的岗位；二是在提干、晋级、派员参加培训、奖金分配和疗养等方面，很少考虑知青子女；三是回沪知青子女因生活习惯有别于同事，周围人际关系较难相处，很少有人体贴谅解等等。
　　
　　备注：该次调查对象的时间跨度为1988年10月至1991年4月，调查对象的地域范围是本市南市等4个区的街道，并随机抽查了610个样本，调查期间，择用了实地观察、访谈、发放和收集问卷、座谈会等多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