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交大·名师荟萃]张鸿：交大优良办学传统的倡导者[图]

[编者按]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也涌现出一大批百年树人、奉献一生的名师先贤，正是他们无怨无悔地躬耕于三尺讲台，才奠定了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辉煌基业。新闻中心特推出“学在交大·名师荟萃”专栏，让名师先贤的道德风尚、人格魅力、敬业精神、治学态度、教学艺术薪火相传，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庆祝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张鸿（1909～1968），江西新建人，193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34年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1937年回国。1941年起执教交通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解放后，历任交大校务委员会委员、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华东教育部高教处副秘书主任。长期主管教学工作，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在工科数学教学和教材建设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对老交大教学传统作出过精辟的概括，得到交大人的共识，在全国高校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1956年7月赴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工作。1959年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嘉陵江畔与交大结缘

抗日战争期间，交通大学在上海“孤岛”处境日艰，遂于1940年秋在重庆创办分校。次年，张鸿受聘交大(渝校)数学系副教授，从此与交大结下不解之缘。草创之初，学校规模很小，学生仅80余人，教师10余人，校舍简陋，经费短缺。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张鸿依旧兢兢业业教书育人，与具有优良传统的交大教师一起为抗战培养人才。后来学校规模逐渐扩大，分校发展成本部，校址也从小龙坎迁至九龙坡。到1945年夏，学校有9个系、3个专修科、1个研究所，学生规模达1700多人，教职员280余人。    

交大是一所具有深厚底蕴和优良传统的学校。张鸿作为一名基础学科的教师，十分赞赏交大重视基础教育的教学传统，同时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和简练的课堂风格也吸引了许多学生，使他很快成为交大有名的教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鸿随渝校师生复员上海，一面继续教学，一面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恢复工作。时当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危机日深。张鸿对此深为不满。1948年，学校水利系一学生因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学生运动遭逮捕。9月3日，时任数学系主任的张鸿与王之卓、曹鹤荪等教授会理事会成员一起，签名议决前往探望被捕学生，同时请求政府恢复战前公教人员待遇，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感。    

1949年，解放前夕，为防止国民党溃败前对交大进行破坏和将其强行迁往台湾，张鸿以教授会理事会成员身份，积极参加学校的应变工作，为使交大完好无损地跨入新时代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交大。1949年6月19日，军政委员会在交大成立清点委员会，张鸿被任命为委员之一，积极配合政府的清点接管工作。7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签署命令，成立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张鸿被任命为委员。1952年底，张鸿被借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任副秘书主任，参加教学改革、院系调整等工作，同时继续担任交大教授。在华东教育部高教局，他具体分管教学工作，当时，张鸿尚不是党员，但他与其他3名党员同志相处融洽，处理问题时，总是详细地向大家讲明情况，为什么要这么做等等，使大家心服口服。    

那时的张鸿，身体已不是很好，腰经常痛得直不起来，但他贴上膏药，扶着腰还是坚持工作。    

1954年，华东教育部高教局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工科院校参观团赴全国各地参观，成员均为校长、教务长，张鸿作为唯一的例外参加了参观团，先后参观了哈工大、东北工学院、大连工学院、天津大学、清华大学、一汽、鞍山钢铁厂等地。这使他见证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的景象，感受颇深。回来后，他即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并于195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初，华东高教局撤销，张鸿回到交通大学。同年8月，被任命为副教务长。    

老交大教学传统的倡导者

张鸿长期从事基础课教学，在工科数学课程的教学和教材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而努力于工科数学课程的改革与建设。大学工科的数学课往往在一年级开设，因此张鸿作为教授面临的是一年级新生，而一年级新生初入大学，通常一下子难以适应大学的学习方法。针对这一情况，张鸿就大学学习方法经常给他们作报告，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学习。因报告贴近实际，又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深受学生欢迎。    

作为教育管理者，张鸿长期分管教学工作。为了了解教学情况，他常常深入课堂听课，以便获取第一手材料。在他抓教学期间，学校在各系办公室里都放有每个班级的教学周记本，学生对教师的意见、评价等等都记在上面。学校从这里可以获得课堂教学信息，从而为改进教学提供参考和依据。    

张鸿善于总结和改进教学。交通大学是蜚声中外的知名学府，20世纪30年代曾被誉为东方的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名师荟萃，人才辈出。学校一贯重视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当时担任基础课教学的大多是知名教授，如物理的裘维裕、周铭，化学的徐名材，数学的胡敦复、朱公谨、武崇林，英文的唐庆诒等，学校门槛之高、考试之难、功课之重、要求之严尽人皆知。张鸿长期担任交大教授和教学管理者，既是老交大的校风、学风、传统的传承人、建设者，又对其有着深刻体会。因此50年代后期，张鸿在担任交通大学副教务长期间，首次将老交大优良传统总结为“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三句话。1957年4月，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研究学制改革问题时曾邀请北京60多位专家、学者、教师召开座谈会，会上，他充分肯定了这三句话。1962年初，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听取“两弹一箭”的专家学者对高等教育的意见时，也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后来，交大根据国防科委的要求，将有关情况内容写进《学习讨论高等工业学校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简报（一）》里，当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没有提“老交大传统”，而是说“老交大的教学特点”。由于“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这三句话深刻、精辟、准确地概括了老交大的传统，所以一经提出即得到广大交大人和兄弟院校、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至80年代，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广大教师又继续发展了“重实践”、“求创新”的新内容，后经不断完善，成为“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的15个字，影响深远。    

张鸿有着非凡的领导与组织才能，在担任教务长和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期间，他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其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几乎都经过“务虚、务实、虚实并举”3个程序。改革中，他贯彻少而精原则，继承老交大传统，注重加强学生“三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训练）训练，同时发挥教师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积极性。他善于识人、容人、用人和团结人，调动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许多决策更符合实际和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在全国工科数学课程建设和发展中，1962年，高教部成立全国工科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由来自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0名数学教师组成，张鸿任主任。为了做好这项直接关系到全国工科数学教学质量，关系到我国工科数学课程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张鸿在教研室组织了一个教学研究核心组，并称其为教材编审委员会的“试验田”。当时编审委员会发布的对全国工科数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有指导意义的文件，其重要思想都来自这个核心组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推动我国工科数学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做出了贡献，并得到了教育部多次奖励和广大兄弟学院的高度赞扬。在教学基本建设方面，张鸿教授提出：“一门课程的教学是否成熟，教学基本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再忙也要抓紧时间搞教材建设和教学资料的积累。”在他的推动和指导下，西安交大数学教研室把来西安后编写的《高等数学》、《复变函数》等讲义组织人力进行修改，经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分别在1964年与1966年作为高等学校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就是以后在全国优秀教材评奖中分别获得国家教委一等奖与全国优秀教材奖的《高等数学》和《复变函数》教材。    

此外，当时还组织编写了《矢量分析与场论》、《数学物理方程》、《特殊函数》、《积分方程》、《差分方程》、《线性代数》、《概率统计》、《积分变换》、《计算方法》、《变分法》、《张量分析》等一套工程数学教材，供各专业开课需要使用。在教学资料方面，制定了高等数学“执行大纲方案”等，它是大班进行教学的依据。另外，为了帮助学生消化、巩固、深入理解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编写了“课外读物”，不定期印发给学生，受到学生的欢迎与喜爱。为保证教育质量，他按照“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根据大纲规定的内容，进行分类，分别在各教学环节中贯彻执行，得到上级的肯定。他还提出“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学生在学习中发挥积极主动性”的教与学的辩证统一，认为教师要启发学生主动思考。当时，西安交大能在贯彻少而精原则，加强学生“三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训练）训练，发挥教师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积极性，实行实验一条龙等方面取得成绩，这同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些教学基本建设，都是教师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挤出时间来搞的，无疑对数学教学质量稳定在较高水平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交大数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保持了老交大的传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受到了兄弟院校的好评，这些都是在张鸿领导下狠抓教学的结果。    

“爱家首先要爱国，没有国哪还有家？”

1955年，为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调整高等学校布局，国家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同年5月，校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通过迁校决定。消息传出，不免人心浮动。根据中央要求，迁校工作于1956年开始分批进行，该学年度起就要在西安新址进行教学，1957年暑假前要基本上完成搬迁任务。如此大规模的搬迁，要在短时期内完成，并要保证新学校如期开学，学校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些教师长期生活在上海，突然一下子要去西北自然和物质条件都相对较差的西安，一时难以接受，也面临许多实际困难：除生活、气候上的不习惯外，还有一些教师年老体弱，家庭困难，需要照顾等等。时任交大副教务长的张鸿就是有实际困难的人中的一个，他不仅自己身体不好，而且妻子也体弱有病，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好。但他曾在华东教育局等行政领导机关工作过，参与过建国初的院系调整，能从宏观上理解中央的决策，深知此次迁校的意义，因而积极响应号召，以大局为重，毅然放弃上海相对舒适的生活，带头西迁。1955年7月，张鸿携病妻弱女，克服重重困难，随首批西迁教职员及家属一起，告别上海奔赴西安。在他的带动和感召下，有些思想上曾经有波动的同志，后来也终于下定决心，迁往西安。    

在西安，张鸿先任副教务长，1959年7月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分别独立建校后，又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既要协助彭康校长贯彻落实党的大政方针，又要具体负责抓教学，工作十分繁重。但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深入课堂，参与教学研究，一心扑在工作上。人们常常看到下班半小时后，他才离开办公室，拎着饭盒去食堂。他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给广大师生员工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鸿生活十分俭朴，爱人因病长期卧床，他坚持自做家务，不请保姆。曾和他共事多年的马知恩教授在回忆中说，我们吃完饭后经常碰到他，买饭时悄悄地把窗口敲开，经常是买一点剩馒头、剩菜，非常俭朴。三年困难期间，党和政府为了保证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部分副食品供应，采取发“红卡”的特殊措施，他的“红卡”却一直没有用过，宁肯自己生活艰苦一些，也绝不愿给政府增添一点负担。    

他严于律己，遇事总先想到国家。女儿在西安交大毕业时，学校考虑到她母亲身体有病，照顾她留校，张鸿知道以后坚决拒绝，坚持让女儿服从分配到外省。他说：“爱家首先要爱国，没有国哪还有家？青年人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关心学生成长精心培育青年教师

1956年，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大学生中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如何处理好正常的学习和向科学进军的关系，是时任副教务长的张鸿十分关心的问题。他曾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之邀，在《老师的话》专栏中做了一次讲话，指出作为一个向科学进军的战士，他不仅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而且还要有深厚的基础理论。他不但要能精通业务，而且一定要是政治上进步者和身体上的强健者。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向科学进军的战士，可以是身弱多病的“书生”，可以是一个不关心政治、不关心集体的“个人主义者”。总起来一句话：“大学生在向科学进军中的当前首要任务和向科学进军的主要道路，就是贯彻全面发展方针，按照教学计划认真学习和锻炼。”这些精辟论述，体现了他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深刻理解，在当时大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历史上，交大所以著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批名师。为了传承老交大办学优良传统，张鸿对教师队伍建设十分重视，他在对青年教师精心培育的同时，也对他们严格要求。在他看来，这也是老交大传统的体现，“要求严”不仅是对学生，也同样对教师。蒋大宗教授曾回忆，张鸿对青年教师要求十分严格，一个青年教师常常需要预讲很多次，直到教研室全体认可才能上讲台。张鸿常说：“我们的教师队伍要依靠‘科班出生’的青年人。”所谓“科班出生”，指的是由助教、讲师这样从基层的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具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不是在国外得了学位一回国就当教授的人。数学教研室的每个青年教师试讲，他都要去听，之后认真进行讲评，坦诚地提出意见，鼓励他们发扬优点，真诚地帮助他们改进不足。正是在张鸿的关心、帮助和严格要求下，一批青年教师得以迅速成长。西安交大的马知恩教授回忆说：“我当时已开讲大课，但仍被安排在试讲之列，至今我还记得，在我试讲之后，张鸿先生上台，对我哪个地方讲得好，哪个手势好，哪个姿势好，都讲得很细致，哪个地方有毛病，哪个地方还得改进，评价得很仔细。”    

张鸿除了在业务上关心、帮助青年教师成长，而且在生活上、思想上也关心他们。他作风正派，平易近人，深得青年教师信赖。谁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苦恼事情，他们都愿意去找他谈。而他也没有什么架子，十分乐于帮助解决。他对老教师关怀备至，情脉相通，已故的一级教授朱公谨先生生前多次谈起张鸿的人品、学问和作风，对他十分赞赏。张鸿在交大师生中享有很高威望，曾当选为陕西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张鸿受到迫害。1968年11月，他患癌症不幸逝世。    

（摘自《老交大名师》，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