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交大·名师荟萃]唐文治：开拓近代高等工程[图]
[编者按]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也涌现出一大批百年树人、奉献一生的名师先贤，正是他们无怨无悔地躬耕于三尺讲台，才奠定了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辉煌基业。新闻中心特推出“学在交大·名师荟萃”专栏，让名师先贤的道德风尚、人格魅力、敬业精神、治学态度、教学艺术薪火相传，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庆祝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我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开拓者和先驱、国学大师、教育家。1907年至1920年在交大主校长达14年，奠定了交大良好的校风、学风，开创了以工为主，工管结合和教学上工文并重的高等教育先例，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1920年11月，唐文治因眼疾辞去交大校长之职，后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解放后，出任中国文学院（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院长。
高等工程教育的开拓者
唐文治，幼年家贫，庭训极严。6岁入学读《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后读《五经》、《左传》、《史记》、《汉书》等。16岁入州学，17岁师从太仓理学名家王紫翔。18岁中举人。27岁（1892年）中进士。初任户部江西主事，1898年任总理衙门章京。1903年起先后任商部右丞、左丞、左侍郎。1906年任农工商部署理尚书。在十余年仕途生涯中，他目睹了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侵华暴行，痛感国事衰微，乃向清廷上万言折《请挽大局以维国运》，针砭时弊，倡议改革。唐文治曾于1901年、1902年两次随使出访日、英、比、法、美等国，考察了西方政治、经济、实业、教育、文化。他深感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实业救国之路，必须大办民族工业，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为此首要是大兴教育事业。他考察了英国教育之后，非常赞赏牛津大学，认为“名儒名相皆出其中”。
1906年12月，唐文治母亲病逝，他回家乡丁忧居丧，不想再返仕途，决心走教育救国之路。这是唐文治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
1907年，邮传部尚书陈玉苍向清廷举荐在家乡丁忧的唐文治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大前身）监督（即校长），并获准。由此，他开始走上为国育才、教育救国之路。
1907年9月，唐文治接任交大校长（即“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上任伊始就住校办公，以便全身心投入办学。他是交大历史上第一位住校办公的校长，也是建国前交大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交大14年中，他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其核心就是“植根于人文教育，以道德教育为基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现代理工科实业人才”。唐文治在办学过程中，特别强调一个“实”字，他主张“尚实”，“求实学，务实业”，他自己就是一位实干的教育家。
（一）兴办工科
唐文治主校期间，期望学校能像英国牛津大学那样培养一批批出色人才，以发展实业，振兴中华。他曾说：“鄙人办学时，不自量力，常欲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为模范……此志未尝稍怠。”他到任后，以只争朝夕精神，对学校详加了解。为了培养高级实业人才，首先要对学校专业作一番调整，他上书邮传部：“接收实业学堂后，详考该堂上院设有铁道一班，唯其规制简略，必须大加扩充。”于是决定把铁道班改为铁路专科，当年秋天正式成立，定学制为3年，是为学校设立的第一个工程专科。翌年（1908年）又雷厉风行增设了电机专科，是当时我国高校设立电机科之始。到1909年，又增设了航海专科。这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创办了铁路、电机、航海3个工程专科，使学校从原来培养商务实业人才转变为培养工程技术方面的实业人才，学校性质已明确属于高等工业专科学校，为今后发展成工科大学奠定了基础。
1916年，交通部召开会议，唐文治亲拟了两个提案：“本校应增设机械一科请筹备扩充案”和“本校拟请设航海一科案”（学校原设置的航海专科已发展独立为吴淞商船学校，且已停办），学校派代表带着两个提案参加会议，他们受唐校长委托，在会上详尽陈述增办两科的理由及经费预算，请交通部审批。但当时国内军阀之间争权夺利激烈，无视教育，学校提案被束之高阁。唐文治谋求扩大专业设置和学校的发展虽不顺利，但他矢志不移。到了1917年，鉴于我国铁路建设日益发展，而运输管理人才奇缺，校内有教师建议设置路、电管理科，唐文治也认为培养管理人才实属急需，他说：“铁路营业曰货运，曰载客，行李之往来，财贿之茂迁，云萃而鳞集。管理不得其法，措置失当，中外人士交相诟病，或偶一不慎，群工执事稍稍染指其间，而弊窦盖不可问。”他认为办管理科的条件已具备，生源也不成问题，“本校卓立沪滨，得风气之先，东南学子负笈来校者直如归市，若不能入，却之复失培植之意”。他立即呈文交通部，“在本校设置路、电管理科，以期造就铁路、电机管理人才”。交通部批复同意增设，但“奉部令改路、电管理科为铁路管理科”，于是1918年正式成立铁路管理科。第一届招收新生38名，分别由校内电机、土木两科一年级学生中志愿转入，定学制3年毕业；第二届开始招收新生，学制4年。铁路管理科的诞生标志着学校系科设置从原来的工科走向工管结合，这也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首创。
（二）引进欧美教学理念，大量聘请外籍教师
唐文治曾说：“维余平日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当时的中国还缺乏举办现代高等工科大学的经验和师资，为了赶上欧美，造就奇才异能之人，他在连续建立3个专科的同时，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等方面，大胆果断地引进西方办学制度、章程、教材和师资。
课程设置是体现培养目标，实施教育宗旨和办学思想的重要一环。唐文治在设置铁路、电机两专科课程时即延聘受过西方高等工程教育，在工程技术上有造诣的中外专家、学者共同拟订。1912年，他在致交通部函中说：“本校所有铁路科课程，由前教务长胡栋朝（1901年本校毕业生，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系，获博士学位）支配，并由本校长商之前邮传部所派会考员詹天佑参酌。电机科课程由前该科主任海腾编订，复经现任本校电机科科长谢尔顿（原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电机科长）修改尽善。该两员（海腾与谢尔顿）均为美国电器专家、教授，极有经验，曾为大部所嘉许。”这表明唐文治对课程设置的重视。他一方面发挥本国专家作用，同时也发挥引进外籍教师的作用，使课程设置总体方向和具体教学要求均能达到培养赶上欧美一流人才的目的。与此同时，他决定直接引进欧美各大学的办学章程。1910年他上奏清廷，要求致函我国驻欧美各国使馆，请代为向所驻国索取高校办学章程，以资参考。曾任学校教务长的胡栋朝向唐校长反映，美国98所大学均有办学章程，免费分发。唐文治立即去函清廷驻美大使，要求代为索取。后来我驻各国使馆均陆续寄来一些所驻国高校办学章程等有关资料，唐文治非常认真进行研究，结合本校实际参照吸收这些高校经验，不断完善和提高学校各教学环节。
1913年，趁部令将铁路专科和电机科改为土木科和电气机械专科之机，唐文治决定对两科课程设置都以美国大学同类专科为蓝本，教科书干脆直接购自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名校，其他各教学环节也参照西方学制不断完善与提高。基础课、专业课一律用英文讲授，学生作业、考试也一律使用英文，亟力使学校专科所培养的学生达到欧美本科大学毕业生水平。此后，学校附中也采用西方原版教材，教师课堂讲授也用英语，为这批学生进入专科学习打下扎实基础。
要培养学生“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一支高水平、掌握最先进科学技术的教师队伍是首要因素。清朝末年，国内懂工程技术，能胜任高等实业学堂教学任务的教师极为稀少。唐文治在1907年设置铁路专科时，了解到教师中缺乏熟悉铁道学的专业人才，曾致函詹天佑（清末铁道工程专家，1905～1909年主持修建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京张铁路），商请其推荐合适的教员来校任教。同时他根据教学上的迫切需要，果断地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师。从1908年到1920年，学校聘请的外籍教师约占师资队伍的50%。这批外籍教师担任主要专业课的讲授，一般都十分认真负责，如土木科和电机科的两位科长（相当于系主任）一直由外籍教师任职，他们都是美籍高等工程教育专家、教授。电机工程科科长谢尔顿（S.R.Sheldan）原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电机科科长，受聘来交大任职后，对电机工程科的建设恪尽职守，十分认真。他既重视贯彻执行学校办学方针，又注意本科各课程教学质量，甚至对科内中外教员编写的教材均一一修改尽善。美籍土木工程科科长万特克（H.A.Vanderbeak）除负责全科教学安排、教学质量、教材编写等工作外，自己还担任土木科的主要课程，如“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桥梁设计”、“混凝土学”，同时还任教电机科的“应用力学”课，每周要上5门共21节课。这两位外籍科长还就学校专业设置、学制、课程设置等向唐校长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只要有利于人才培养，均为唐校长采纳。如铁路管理科改为4年制后，谢尔顿和万特克共同向唐校长提出书面建议，把路、电两科也改为4年制，办法是把学校所办预科改为专科一年级，因为预科性质与大学一年级无异。实行专科4年制，与美国大学体制相同，程度相当，便于本校学生去美国进修深造学业。专科4年制对学生毕业后谋生也大有益处，凡美国经营之公司、局、厂普通人们的心理，均以4年学程为合度，3年为未完全之学程。专科一年级之课程，可照预科办理，手续上也甚简单。目前学生欲入专科，需在预科多费一年，而各大学则不认为有专科之资格。唐校长完全同意谢、万两科长的建议，立即呈报交通部审批。交通部复文学校“自应照准”。
唐文治对师资队伍的建设自有其深谋远虑。当时由于国内专业教师稀少，唐文治在大量引进外籍教师的同时，也坚定地派出去一批批优秀毕业生到欧美各国留学深造。在唐文治任期14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共派遣了211名毕业生出国留学，平均每年15名。随着这些留学生的成长，教师队伍构成开始不断变化，学校大批留学回国学生，如胡敦复、周厚坤、张廷金、徐名材、周铭、杜光祖、裘维裕等都于1912年起陆续到母校任教，逐步代替了外籍教师。
唐文治对外语教学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来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1910年春，他专函呈邮传部“拟正课以后添设西文补习课”，提出：大学部、中学部、学生班级多，外国文一科英文外，尚有德、法、拉丁文等程度不一，学校愿于正课外，加课补习洋文。学校正课均于下午4：30为止，4：30以后还可添设西文补课。自二年级专科起，听其报名补习一小时，计英文、德文、法文各一科。程度高者，再设拉丁文一科。欲入何科，听各该生自选。同时，学校设英文会，以会话、演讲为主。规定全体学生一律为会员，全校设总会、各班为分会。总会、分会正副会长、书记员、会计员均由学生担任。总会每学期组织一次英文演讲会和辩论会，给获胜者奖以金牌。在上英文课或用英语教授各课时误用国语者，专科生罚铜元两枚，中学二、三、四、五年级罚铜元一枚，初年级免罚。还规定专科生做作业、写实习报告等均需用英文书写。经过多年严格训练，学校专科毕业生的外语特别是英语达到较高水平，毕业后留学英美均能应付裕如。
（三）培育理工人才，重抓实习环节
为了培养一流人才，唐文治自1907年设置第一个工程专科——铁路工程学科时就非常重视实习与实验。1908年4月，为增设电机科需要建设实验场地，唐文治呈文邮传部，要求拨发经费云：“获查本年夏季预科组毕业生应有十三名，照章应入专科肄业，现择学堂两偏屋舍改为电机实验场，开办费用及购买机件、仪器等项，约共需银七千六百余两。”同年12月唐文治再度给邮传部呈文“条陈本学堂办法”，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增加经费，添置实验设备，建设实验工厂。“条陈”称：“讲求实业，不能不资实验，欲资实验，不能不建工场。嗣后学堂如果发达，路、轮、电3科须设立机器工场。闻北京实业学堂工场建筑费一次已需十万金，本学堂既无此趸款，只可为逐年筹备之计，每年至少以二万余而计之，共已岁需银十二万两。”唐文治把添置实验设备、建设实习工厂，视为造就求实务实、学以致用专门人才的重要一环，从1907年到1910年3年中，虽因上级部门不能按规定如数定期拨款，经费拮据，但还是克服困难，相继建成了铁道测量仪器室、金工厂、木工厂和电机实验室，以供学生实验、实习之用，同时把实验和实习列入正课，使之逐步走上正轨，形成一套严格制度。1913年制定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章程》第12章规定：试验分学期试验、学年试验、毕业试验，并且严格规定学期试验，凡有一科目学生缺席时间超过授课时间1/3者，不得参与该科实验。凡毕业试验或学年试验主科分数不及格满3科者应即留级。学期试验有2/3学科不及格者应即降级。降级、留级学生其原级成绩应即取消。另在《实习规定》中提出，学生在实验或实习过程中必须详细记录各项数据，经教师审核，如有错误必须重做，务必做到正确无误。实验或实习一般在下午进行，当天晚自修下课前必须完成报告。要求报告内容正确，条理清楚，字迹工整。这样的实验和实习每周要进行两次。很重要的还有毕业设计，如1909年土木科高年级学生要到校外进行一个月的铺设路轨实地测量，这件事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都认为十分新鲜而有意义。学校这种为铺设路轨而进行实地测量的实习在当时也是首创。实习的内容与要求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提高，到1920年，土木科的毕业设计除要做铺轨测量的实地实习外，每人还要增加做一个钢铁桥梁设计。这样就把“求实学，务实业”寓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大大提高了学生动手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使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能胜任实际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四）发动募捐，兴建图书馆
交大自1896年创办至1917年，尚无供师生研习学问、收藏丰富的图书馆，这是唐文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对比西方各国，“欧美之国各省邑中，图书馆林立，建筑及藏书费动以数千万计，以视吾国何其暗然而无色也。然祭海导于先河，为山基于一篑，兹者有吾校图书馆为之权舆，十年后而文运大启，济济人士，博学而多闻，必有圣哲豪杰、奇才异能出于其间，以代天工而维世运。然则是馆也，岂非开民识养民德之嚆矢与！”于是唐文治在学校建设各专业实验室，充实实验设备以及建筑各类实习工厂的同时，积极筹划建设一座馆藏丰富，“开民识养民德”的大学图书馆。当时估计在校内建设一座图书馆约需8万元，他一方面费尽苦心从交通部争取到3万余元，又趁1917年学校举行20周年校庆盛会之际，从上到下群策群力发动募捐。他首先发表了《南洋公学20周年纪念图书馆募捐启》，制定《图书馆募捐简章十二条》作为募捐工作操作的准则。选定校内东校园作为建筑图书馆基地。募捐发起，上自大总统，下及诸同学，纷纷解囊，唐文治首捐1000元，不及一年，募得5万余元，乃于1918年动工兴建。翌年10月，当时第一流大学图书馆落成，1920年3月正式开放，藏书计中文版31300余册，以历史书最多；西文3600余册，以工程书最多。中西文杂志70余种，中西日报20余种。为师生研究学问，开发创新智慧，培养一流人才提供了良好条件。这座图书馆已为交大服务80余年，至今仍矗立于交大校园。
人文教育的实践家
唐文治掌校时，十分重视人文精神的教育，这是他办学的重要特色。一方面他把西方先进经验大胆拿来，为我国培养科技人才所用；另一方面他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坚持民族自尊，以我国悠久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培养学生，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塑造热爱祖国、道德高尚、人格健全、身体健康、掌握先进科学技术、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的一流人才。
在培养道德品质、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锻炼强健体魄三者关系上，唐文治观点鲜明，强调道德是基础，因此，在他任交大校长14年中，交大的人文精神教育如日初升，成为交大校史上独放异彩的一页。
（一）极力提倡国文教育
唐文治是一位渊博的国学大师，精通中国古代典籍及传统优良文化道德。他到交大任职后，曾致函交通部陈述国文之重要，称“国家之强弱，人类之存灭，其唯一根源端在文野之制。旷观世界各国，其竞进于文明者，则其国家、其人类强乎！存乎！否则，其国家、其人类弱乎！灭乎！我国文化胚胎独早……两千年历代相承……自西学东渐，以为从事科学，我国文字即可置之无足重轻之数”。若如此，十余年之后则我国悠久文化传统将被逐渐淘汰，“深可痛也”。1909年，唐文治在本校设置了“国文科”这一机构，每逢星期日，由他本人和国文科长分别给全校学生讲授国文课。结合道德教育，给学生讲授古典文籍，教材由唐文治亲自编著，据不完全统计，有《曾子大义》2卷、《国文阴阳刚柔大义》8卷、《论语大义》20卷、《孟子大义》7卷、《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各1卷。此外，他还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的范本。唐文治每逢星期日按时上课，直到1920年辞职，14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后来，他的目疾日益严重，双目几近失明，行走需人扶持，仍然坚持在大礼堂为学生讲课。因为目力不逮，他就自己背诵课文，一字不差，讲解精微透彻，讲课声音铿锵洪亮，学生为之感动。同时，唐文治还设立了国文研究会，全体同学都参加，每年秋季举行国文（即作文）比赛，评出第一、二、三名发给奖品，奖品由他自己出资购置。他用作文比赛的方法，发动全校学生认真学习国文，注重道德品行的修养。由于当时交大学生“均为一时俊彦，于国学素有根底”，加之唐文治校长亲自倡导，交大同学们的道德文章和道德修养蔚然成风，形成优良传统，沪上人士曾对学校有“中学好、科学好、体育好”的赞美。其中“中学好”实指国学好、作文好、文风好。很多听过唐校长讲课和参加过作文比赛的老校友缅怀唐校长时都说：“当年唐校长注重中国文学，不但使你文笔通畅，便于运用，而且学到了不少做人处世的道理。”
唐校长注重国学教育和人品陶冶对交大影响深远，即使在1920年唐文治辞职以后，交大对国文教学仍极重视，直到40年代，学生作文比赛仍然盛况空前。1937年上海陷入敌手，徐汇区校舍被日寇占领，交大一批师生奔赴重庆办学，另一部分师生被迫暂借法租界的震旦大学校舍上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租界，形势更加险恶。1942年，交大国文老师是著名国学专家王蘧常教授（唐文治在无锡国专任校长时的弟子），他以东汉“建安七子”的王粲《登楼赋》为题，令学生作文，而学生们对老师心意深有领会，便借《登楼赋》作文题抒发对日寇的满腔仇恨和对祖国山河变色的无限忧伤和切肤之痛。其中财务管理系二年级学生王福穰的文章，不仅书写秀丽工整，而且行文“缠绵悱恻，颇有得骚人之旨”，体现了深厚的文史功底。1949年2月，学校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题，举行国文竞赛，以砥砺学生品行，当时获比赛第一、二名的均是理工科学生，两篇文章立意雄浑，论点鲜明，具有相当警策性和说服力。
（二）采取多种措施，形成砥砺学生品德的浓厚气氛
1908年，唐文治对学校原有章程和宗旨加以重新修订，突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他上书邮传部，称：“严定章程，以道德端其模范，以法律束其身心。庶几教授管理可以有所措手，学生乃能有志上进蔚为通材。”“各职员规条专以本身作则为宗旨，各学生规条专心敦崇品行为宗旨”，可见他把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列为首位。唐文治经常勉励学生，要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鹄的”。1909年，学校制定了校旗和校歌。校旗上绣一狮子，雄姿焕发屹立于地球上，象征着中国如睡狮已醒，将在世界上崛起。校歌歌词是：“醒狮起，搏大地，壮哉吾校旗。愿吾师生全体明白旗中意，既醒勿睡，既明勿昧，精神常提起。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便是光辉吾校旗。”1910年，唐文治亲自制定“勤、俭、敬、信”为校训，他解释其中之意是：学生若不能“勤”，将无法生存于世；“俭”以养廉，则为立品之始基；“敬”为尊重客观，敬亲、敬师；今日敬学，他日敬业。“信”指交际之道，信用为第一义，信用一失，此身难以立于社会天地之间。
他还提出以“诚、恒、耻、立志、礼、公、勤、俭”为学生修养德行的准则，在大礼堂悬挂联幅，上联“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虽愚必明，虽柔必刚”，下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存者能，所过者化”，作为学生砥砺品德的座右铭，至今许多老校友仍铭刻在心，成为他们做人的终生准则。已故原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校长赵宪初、原上海市副市长赵祖康、原全国政协委员顾毓泉等，晚年在说到唐文治老校长的道德教育时，对大礼堂悬挂的联幅仍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唐文治还经常以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的英雄事迹教育学生，“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我东北三省，举国震动。唐文治此时任无锡国专校长，他作《国鉴》斥责当政者的误国，并藉以警醒人心。他在国专学生食堂挂了一块匾，上面写着“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要求师生效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忘国耻。
（三）提倡各种体育锻炼，磨砺人品
对于体育锻炼，唐文治有他独特见解，认为体育锻炼、竞赛活动不仅可以强身，而且可以磨炼砥砺人品，因而他不遗余力提倡各种体育锻炼。当时对校内中学各年级学生进行严格军事训练，即使是烈日当空，挥汗如雨，仍要荷枪实弹、步伐整齐进行锻炼。大学各班更是发动开展足球、垒球、武术、技击等各项体育运动。他还支持学生课余开展音乐、美术、戏剧等文艺活动，使学生多才多艺。体育锻炼时，他经常亲临现场观看，足球赛若遇劲敌，赛前他必亲临讲话鼓励，当时称为“誓师”；比赛获胜而归，当晚于大礼堂集会庆祝，他必亲临讲话慰劳，当时称“庆功”；如果比赛败北，在大礼堂集会检讨原因，他也必亲临讲话，要求大家绝不气馁，待他日夺胜以雪校耻，当时称“雪耻”。在唐校长支持下，体育活动开展得生龙活虎，不仅锻炼了学生身体，而且砥砺了学生坚强意志和毅力。学生们说：“以之作战，可胜敌人；以之治学，可克困难。”
（四）关心国家大事，聘请志士仁人来校演讲
唐文治主掌交大的年代，杜绝了科举时代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作风，尽量吸收社会上各方面先进思潮进入校园，以开拓师生的视野和思路，启迪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意识，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忧患意识，激发全校学生立志高远，为救我中国、振兴中华而发奋学习，自觉培养自己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南京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先后赴全国各地考察交通实业，宣传民生主义和铁路建设计划。12月底，孙中山回到上海寓所时，接受唐文治校长邀请到校演讲。孙中山莅校时受到师生热烈隆重欢迎。孙中山首先讲了交通建设。他主张10年内建成10万里铁路、20万里公路以振兴实业和巩固国防。同学们听了大受鼓舞。据当时就读于土木科一年级的学生淩鸿勋校友回忆说，“由于听了国父的演讲，我毕业后长期从事铁路工程事业，未始不是受了这一伟大启示。”
1916年12月11日，曾任学校特班总教习，后任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来校演讲，听者踊跃。蔡元培强调工业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工业为最有价值的学问。工业种类颇多，而以路、电关于交通尤为重要”。蔡元培曾留学德国5年，他以德国在欧战中利用路、电的事例说明“路、电之关系国家重大”。而且“交通便则吾人寿命即长，盖交通便则时间省，时间即金钱，实时间即寿命也”。“中国今日路、电尤其重要，种种实业尚在幼稚。路、电不修，每事率倚重外人，盖吾人于工业多属门外故也。仅有一、二突出人才如詹天佑。”可见，我国对路、电人才之急需。他强调必须发展工业，而发展路、电、工业，培养工业人才尤为当务之急。蔡元培还讲到学校体育、美育均属培养人才必需的方针，“贵校之体育会亦为调剂心理之一种，有勤学太过者则可藉体育舒展其精神。贵校正议建藏书楼，庋藏各种深奥有味之书报，阅之亦足以调剂心理。”
几天后，12月16日，著名学者梁启超来校演讲，听者千人，盛况空前。演说一再引起全场热烈鼓掌，可见使同学受鼓舞和启迪之深。
此外，在同年11月还有本校校友、同盟会会员、近代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来校作《美国旧金山城市之勃兴及美国汽车工业之宏大》的演讲。
唐文治对理工科人才的培养重视先进理念，重视爱国教育，重视人文教育，重视体格意志磨砺等教育思想，为国家培养一流理工人才树立了榜样。
铲除科举残余 创领教育革新
鉴于世界潮流的发展和国内教育革新派的呼声，清廷于1905年即下诏书“立停科举，以兴学堂”。科举制度虽废，但唐文治自1907年执掌交大以来，清廷仍按科举制度给学校毕业生及留学生以各种“出身”，如举人、贡生、进士等，并且授以不同等级的官职。1911年5月，唐文治以《唐蔚芝侍郎咨邮传部转咨学部文》向邮传部、学部呈文，呼吁：（1）停止实官奖励，“原学堂异于科举，要以尚实为宗旨，使人人趋重于实学，俾得自谋其生计，而不得锢之以虚荣。现在科举既废，而举、贡、生、员之名目不废，京外实官之奖励不废，则人人各挟一科举之旧念，犹将赖仕进以为生活之路”，只不过是以“虚荣锢之而已”。现在“科举既停，专重科学，科学尚实，不宜诱之以虚荣”。“苟停实官奖励，则无虚荣可慕，奔竞之风自息”。（2）改正毕业生的授位名目，“举、贡、生、员只适用科举时代，学堂毕业生非由乡里推选，无所谓‘举’；国子监已裁，无所谓‘贡’；无廪给名额，更无所谓‘廪’。”他提出改革办法，应循名责实，“中学堂及其他程度相当之学堂并高等小学以上毕业者应称某学堂毕业生，高等学堂毕业者称某科学士，大学堂毕业者称某科博士，方与东西洋学制不背，而与尚实之意相符。”（3）改革考试制度，“目前学堂科学深邃，算理精微，且以中人读西书，科目繁多，事倍功半，断难以科举时之考试相提并论。建议将定章量为变通，省去末一次学期考试，专以本期内平时积分为凭。积分由临时考试而得。试场时间少一日，讲堂功课多一日，而学生不至以有用之精神，浪费诸无用之争竞。如此则既省繁文，并免浮费，上下俱受其益。”（4）开发国民知识，尤为当务之急，“中国内地各乡镇多一学子，即少一游民，而异日即少一盗贼。请学部通知各省，通盘筹划，于地方自治经费内酌提若干成于各省、镇、乡，遍设初等小学，即茅屋三间，不嫌其陋，务使趋重工艺、商业，俾各归于实用。”
唐文治认准了教育“为立国之命根”，必须“学术日新”，国家才有振兴之望。因此，他一方面呈文要求当局采取措施，铲除封建科举制度的残余，兴办学堂，建立一整套全新的教育制度以培养一流人才；另一方面他并不坐等当局拿出办法，而是在交大办学中执行新措施、新办法，把改革付诸实践。1907年至1911年，清廷仍以科举陈法授予交大毕业生以举人、贡生、进士等称号，并对其中成绩优异者授予知府、县令等官职时，这批优秀毕业生早已被派往西方留学。如1907年派出徐经郛等11人，1908年派出周厚坤、徐名材等16人，1909年派出吴思远、张廷金等20人，1910年派出周铭、陶美均等10人，1911年派出李保令、康时清等16人。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唐文治作为国学大师，学识渊博，对中国古籍研究造诣尤深，撰述宏丰，著作等身。他自编的《茹经堂全书》，已刊、未刊的共有60余种，最有代表性的当推《茹经堂文集》和《十三经读本》，前者合计45卷，百余万字，是唐文治文章的总汇；后者是唐文治对经学研究的结晶。今无锡琴山“唐文治纪念馆”陈列有《茹经堂文集》4册，《十三经读本》6册。后又收集到的唐文治著作有：《南菁书院日记》、《农曹日记》、《志学录》、《思辨录札记、续思辨录》、《蓄艾编》等手稿以及《六十年来国政记》、《四十年来士风采略》、《英轺杂咏》等，以上原件均存于“唐文治纪念馆”。
唐文治不仅饱读古籍，而且从中汲取优良文化传统和道德风尚，并以此自砺。他执掌交大期间，奉行身正为范，也要求教师、职员以身作则给学生良好的影响，并且形成文字写入学校章程，1908年的学校章程中即订有“各职员条规以本身作则为宗旨”的内容。他的高尚品德与人格魅力给交大师生以深刻影响，从而使学校形成朴实勤奋的优良校风。
（一）为官清廉淡泊荣利
唐文治在清廷为官时，不图闻达，以廉洁刚正著称。他在主持商部时，要求部员均应束身自爱，不得自营商业，藉图私利。当时有某部政司之子送给他黄金，并持某尚书函件，求任“帮主稿”官职。唐文治大怒，当场把黄金掷还，声色俱厉地说，今后倘有行贿纳贿求官者，当严加弹劾。此后，没有人再敢上门行贿求官了。唐文治任商部左侍郎期间，虽向清廷上奏《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由于清廷腐败，未能采纳。此后，唐文治每念及发展东北经济之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当时的政弊。不久，北洋大臣袁世凯以商部奏设各省路务议员不利于己，上奏抨击商部，同朝为之失色，都为唐文治担心，劝他“锋不可犯”。但唐文治不以为然，坦荡磊落，毫无惧色地说，我们为人“事上治下，当明大体，非与人争权也”。由此可知，唐文治在他28岁到41岁从政13年宦途生涯中是一位勤政爱国、清廉正直、光明磊落的清官，在腐败黑暗的晚清政府中是一位卓立不群、刚正不阿的豪杰。
（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
唐文治在交大掌校时，学校经费本来是由招商局及沪宁、沪杭两路局供给。但由于政局混乱，学校经济经历了3次困难，都是唐文治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困难，维持学校正常上课。例如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南北分裂，北方的邮传部已经管不了交大，南京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更忙于北伐及议和，而招商局及两路局也自顾不暇。于是交大经费来源受到很大影响。当时上海不少公立学校均与交大处境一样，因经费困难而停课停办。但唐文治向全校师生说明情况，发动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并且采取有力措施：一方面加收学生学费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对教职员实行减薪以减少开支，他自己作为校长先自动减薪一半。至第二年，“职员薪水每年按十个月计算，教员以钟点计”，但校长每月仍取半薪。同时，他四处奔走，各方求援，通过校友、同事，发出一批批求援信，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新成立的上海军政府对学校克服经费困难坚持办学的精神深表同情，主动支持学校，“协助银一万两”，因而勉强维持一年多正常教学，“并未一日辍学”。唐文治竭尽全力办学，发扬胼手胝足、摩顶放踵的精神，对交大学生有很大感染力，当时交大学生从思想、治学到生活、穿着均以艰苦朴素、勤奋踏实为时尚，长期来成为交大的优良传统。
（三）热爱学生视同己出
作为校长，唐文治不仅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同时对学生生活、健康成长非常关心。他在办公室里挂着“惟天生才皆有用，他人爱子亦如予”的对联，常提醒自己要爱护学生。同时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他说“师长对于学生，朝夕相见，礼仪无失，于其疾病缓急，加以调护、扶持，学生自能感化于无形，而为仁厚之君子。”他和悦近人，挚爱学生，经常在晚上让人提着灯笼到学生宿舍去看望学生的生活、学习，到膳厅与学生同桌用膳。学生考试期间，上级请他去开会，他答复说，学校正值考试，校长不远行。学生有事，他必躬亲查询。当时学校里除设置土木、电机等专科外，尚办有小学、中学，唐文治对中、小学的小同学们同样怀有很深的感情。一次，有两位年幼学生（一名中学生，一名小学生）因病夭折，唐文治听说两位同学病逝，悲从中来，因两位同学皆姓薛，他立即含泪写下《哀二薛文》，其爱学生的真挚情感由此可见。
唐文治对学生的学习，包括到校外工厂实习等都亲自写信联系。土木科学生到路局实习，唐校长即通过有关路局局长落实实习事宜。关于毕业生的出路、谋职，唐文治都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及人品、能力等实际情况写信给有关部门推荐，学生经唐校长推荐往往得到录用，而且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唐文治十分关心学生前途命运，1915年土木科毕业生中第一名淩鸿勋，毕业后回归广东故里，准备在当地谋一差事，在家乡奉养双亲。这时交通部有一公派到美国留学的名额，唐文治考虑到淩鸿勋品学兼优，很有培养前途，决定派他出国。第一次电报发到淩鸿勋家里，淩鸿勋以在家谋事奉养父母婉言谢绝。唐文治接到淩鸿勋回电后，立即再次发出电报，说这是一次深造自己的很宝贵的机会，希望淩鸿勋不要轻易放弃。淩鸿勋收到第二次电报后，他和全家都很感动，于是返沪报到赴美留学，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和人生道路。他留美回国后两度任交大校长、教授，并长期从事我国铁路、公路建设方面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对国家教育事业和交通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就卓著人才辈出
唐文治执掌交大14年，成就卓著。
首先，从1907年到1912年这5年来看，学校已从原来商科高等实业学校发展成工科大学雏形，全国各地有志于学工程技术的青年学子，纷纷慕名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报考交大。
其次，学校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实验实习、考试考查等各教学环节的质量与程度，均可与西方著名高等工程院校齐步，在历届清华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招考中，交大学生成绩优异，每年都有被录取的学生。如1916年，清华在全国招考庚款公费留美学生10名，交大学生中榜5名，占全国录取名额的50%，他们是土木科薛次莘、李铿，电机科裘维裕，机械科王志成、许坤。学校在美留学的学生，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博得美国教育界一致好评。当时，在美国凡有“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毕业证书的学生，可与美国学生一样享受直接报考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待遇。因此，唐文治十分欣慰地说：“余私心窃计，以为中国东南各省无大学，于此盖始基之矣！”
第三，这一时期的毕业生大多数都立志于工程技术，他们不仅知识技能优秀扎实，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强，而且品德好，工作认真负责、勤奋、踏实。1926年，学校曾对服务于交通系统的百余名毕业生进行调查，除两人因身体孱弱难以胜任工作外，其他毕业生均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其中1907年至1920年的毕业生，也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早期工科大学毕业生，他们后来大多成为我国工程技术和某些领域的开拓者和先驱。在机、电工业方面，1909年留美的电机科学生周厚坤于1915年成功发明中文打字机，填补了汉字打字机的空白，被誉为“工业明星”。1919年该中文打字机由上海商务图书馆印刷厂铁工部生产，1926年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获得博览会大奖。1917年毕业于电机科的周琦留学美国，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实习并从事设计工作，还在美国纽约爱迪生电灯电力厂从事设计工作，归国后从事电器工业，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变压器的第一人。1919年毕业于电机系的冯简，赴美康奈尔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后创办了中央广播电台和我国第一座电离层观测站，是我国到达北极观测电离层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人，世界著名的电离层权威科学家，受到美国科学界、军界推崇。1920年毕业于电气机械科的支秉渊，是我国最早的内燃机制造人，著名的机械电器工程专家，我国汽车工业的先驱者之一。1943年，为嘉奖他在我国电器与汽车工业方面的贡献，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他金质奖章。还有1909年毕业于电机科、我国最早自行设计组装无线电台的张廷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毕业生。这一时期的毕业生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我国早期交通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如1915年毕业于土木科的陈体诚曾赴美深造，回国后，在修建铁路、公路方面劳绩卓著而闻名于当时工程技术界，最后为建设、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07年毕业于铁路工程班的学生卢公耀在建设慈溪观庄镇桥工程中不幸殉职，年仅27岁。卢殉职20天后，该桥落成，人们为了纪念、缅怀他献身祖国工程建设事业的精神，将该桥命名为“卢公耀桥”。
唐文治是我国早期高举道德教育旗帜的高等工程教育开拓者。在任交大校长的14年里，他坚持把人品道德放在培养人才的第一位，并在办学中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在他苦心经营下，交大成为我国早期东南之滨的一流高等学府。
1920年11月，唐文治辞去交通大学校长职务后，仍然继续关心交大的发展和建设。1946年6月，唐文治与张元济、陈叔通等10人联名致函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被捕的交通大学等校的爱国进步学生。7月，交大举行第46届学生毕业典礼，唐文治亲临学校演讲，以敦人品、励气节勉励学生。
抗战时期，唐文治年逾八旬，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但却坚持办学，亲率无锡国专学生内迁桂林，历经艰难。解放后，唐文治受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礼遇，被尊为“上海十老”之一。1954年4月，唐文治在上海病逝，享年90岁。
（摘自《老交大名师》，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