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印迹]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图]

[编者按] 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盛宣怀，1844年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在航运、电报、纺织、铁路、教育、银行、煤矿、档案管理、慈善等方面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他秉持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自此开启了交通大学跨越三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的创始人盛宣怀，是中国近代一位“处于非常之世、做了非常之事的非寻常之人。”1844年，盛宣怀出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的一户世代官宦人家，字杏荪，号愚斋。1870年，盛宣怀开始了他一生的实业生涯，19世纪末，盛宣怀控制了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纺织等中国近代实业中的一批重要企业，几乎掌握着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并逐渐得到清政府的垂青，成为晚清时期一位财权兼备的实力人物。  

在创办和经营实业的过程中，盛宣怀开始举办一些新式实业教育。早在19世纪70年代办理矿务时，因高薪聘请的外籍矿师缺乏地理、化学知识，以致盛宣怀在湖北矿藏勘探中受到损失。这次教训使盛宣怀认识到，完全依靠外籍人员会产生两大弊端：一是高薪聘请费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据他计算，仅招商局用于洋职员的薪水每年不下30万两。二是洋职员盘踞要位，垄断技术，难以驾驭，使中国人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许多洋务企业又是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部门，“未便使外人久与其事”。因此，他逐渐萌发了自己设立实业学堂培养人才的想法，并立即着手实施。  

盛宣怀在1880年创办电报局的同时，开办了天津电报学堂，随后又开设上海电报学堂和矿务、驾驶等学堂。然而，上述学堂大多是迫于一时急用，仅仅属于培养中初级技术人员的培训班，算不上正规的高等学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经验的积累，盛宣怀认为教育要走在洋务实业的前面，就要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本领，这样培养的人才不仅可以掌握先进科技，而且能够从事创造性工作。到了19世纪90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盛宣怀进一步意识到“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而培养人才不能“临渴掘井”，搞实用式的短期训练，或者依样画葫芦地模仿。为此，他下定决心要作长远育才之计。他说：“人笑我收效十年不能速，十年树人，视十年若远，若不树之，并无此十年矣！”  

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盛宣怀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将兴办新式教育培养人才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从先前单纯的技术人才需求到技术、外交、行政、法律、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人才需求，从低层次技术人员训练转变到办理正规教育，从原先为自己的实业王国培养人才转变到为国家社会作育人事业。不难看出，此时的盛宣怀对教育的认知已上升到一个高度，实现了从人才培训、实业教育到教育救国的思想转变，这也成为盛宣怀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思想基础。  

1895年10月，任职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征得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同意，于天津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次年即改名北洋大学堂，即今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10月，盛宣怀卸任天津海关道，调任铁路总公司督办，1896年底，盛宣怀移足上海。10月20日，盛宣怀被授予专折奏事的特权，可以直接上书光绪皇帝。30日，又被授予太常寺少卿，从一品官衔。他在授衔后的第二天就首次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提出练兵、理财、育才三端为自强的根本。在附折中，他认为西方人才济济，皆源于学堂培养造就，并呈报自己正以北洋大学堂为参照，在上海筹建南洋公学。他还建议除北洋及上海筹设中的南洋公学之外，可以在京师及上海两地设立带有速成班性质的“达成馆”，以从速培养行政官员，上海“达成馆”可附设于南洋公学内。  

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向朝廷建议筹建南洋公学的折子

盛宣怀筹办南洋公学，希望在人才培养上与北洋大学堂有所区别。早先一年创办的北洋以培养实业技术人才为主，南洋公学则办成一所专门培养商务、行政和法律等方面人才的学堂，这是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的初衷。奏折建议“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制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 当中的“天算、舆地、格致、制造”等是盛宣怀在北洋大学堂开设的学科，而“法律、政治、商税”正是筹设中的南洋公学所设专业。盛宣怀的建议实际上是呈请朝廷仿效“北洋”、“南洋”，大兴新式高等教育，自我培养各类高层次人才。  

盛宣怀的奏折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光绪皇帝批阅后，于12月6日发出谕令：“育才为当今急务，节经谕令各直省添设学堂，实力举办。”同意开设新式学堂，并准备在京师、上海两地设立大学堂，经费与各省集捐设立的书院不同，由户部直拨，以示体制，无需由盛宣怀所管的招商、电报两局集款解济。但甲午战败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国库空虚，所谓不用盛宣怀筹款而由政府拨款的谕令只能是一纸空文，无法立即变为现实。  

虽然政府拨款办学一时难以实现，但是并未影响盛宣怀办学的步伐。他胸有成竹，决心仍在自己管辖的招商、电报两局集款解决，以求“俾得赶紧兴建，庶几早一日开学，即早一日成才”。1897年1月，急于办学的盛宣怀再次上奏提出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他认为北京是人才荟萃之地，上海是中外交会之所，因此政府应该看到在这两地办学将会对中国发生长远的影响。盛宣怀请求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首先开设新学堂，希望上海的南洋公学成为一所专门培养从政务商人才的新式学校，立意造就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经世致用之才。同月，盛宣怀的奏折终于得到清政府正式批准：“该衙门知道，钦此。”不久，南洋公学成立，并最终选定上海徐家汇为公学的校址。 

（供稿：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