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印迹]无校区的大学[图]
[编者按] 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日军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秋，交通大学也不得已蛰伏孤岛一隅，艰难维持着教学活动。陆续迁入法租界内的交通大学，临时校舍不是密集一地，而是分散于租界内数处。1937年底，学校与法租界当局经过反复磋商交涉，才租得震旦大学新建红楼的第四层作为一二年级学生教室，五层顶楼作为图书馆的临时书库，地下室作为物理实验室、测量仪器室等。待震旦大学校舍安定后，早先在校外宿舍开课的三四年级，因安全难保也撤离校外宿舍，搬迁至中华学艺社。中华学艺社建筑面积不大，楼高三层，二层楼上有个礼堂，除了少数房间作为行政、教务办公外，多数作为三四年级学生的教室和宿舍。震旦大学和中华学艺社两处成为抗战时期交通大学最主要的校舍。但是，交大规模较大，师生人数近千人，上述两处校舍还是显得狭小，有些教室小得容不下听讲和旁听的学生，连走廊里也有人在听课；有些教室白天排不上课，就排到晚上，就连星期日也排上课；有时教室不够用，就等他校学生上完课后，见缝插针地进入他校教室上课。到了高年级经过细分专业后，有些专业门类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学生，授课教师就干脆将学生带到自己家里客厅或写字间里上课。
抗战时期交通大学临时校址中华学艺社的大门，现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摄于2004年）
实验室和实习工场为理工科大学教学上的必要设施，一贯推崇“学理与手艺并进”的交通大学，更视其为培植人才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以文、法、医类为主的震旦大学少有工科设备，中华学艺社是一个学术机构，没有一间实验室可供使用。价值达百万余元的学校贵重仪器设备迁入租界后，为避免日伪进入租界遭受全盘接收，大多数均封存隐藏起来。因此，实验实习课程受到很大影响，刚迁入租界的一段时间内实践课几乎陷于停顿。学校师生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各显神通，或创办一些简易实验室，或租借校外工场设备，逐步恢复了大部分实验课。物理系各种试验多在中国科学社进行；化学系借用工程学会工业试验所进行实验，实习则借用文华油墨厂和永利制革厂房屋进行；电机系借震旦大学和中法工学院等处的电机实验室，恢复了电机试验，但须排在两校的教学空挡或放学之后。土木系在中华学艺社搭建一座简易木屋，权作为木工厂供学生实习；机械系于暑假借用中法工学院和震旦大学的实验室，集中完成各项试验。
1937年10月，教育部不同意交大迁校、指令迁入租界
租界里的交通大学，教室、图书仪器、试验场所等教学设施散居十余处，成为一所无校区的大学。师生们穿插其间，往来奔波，茶饭无常，弄得疲惫不堪。这一时期教职员人数保持在200名左右，与抗战爆发前相当，只是被迫迁出条件优裕的校舍和宽敞的教工宿舍后，租住在狭小的阁楼里，生活待遇一落千丈。“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学校经费又被拖延拨付，教职员工资时常拖欠或降低，生活十分清苦。1942年3月11日，是机械系老教授梁士超执教交大20周年纪念日。这日，他在给校长的信中这样凄凉地写道：“最近两年来因遭遇生活上之难堪，个人经济上更形恶劣，至本年开始所有子女教育事项，已觉无力支持，其日后情形何堪设想!”堂堂一资深教授尚且无力抚育子女，一般教职员生活情形更是相形而下了。由于教室紧张拥挤，学生宿食尤为困难。学校规定凡是上海市内学生一律走读，食宿自理。中华学艺社内原有部分房屋专供外地学生住宿，后改为教室，学校只得把二楼的大礼堂改作宿舍。一百来人济济一堂，学生的床铺和书桌一个紧挨一个，被学生称之为“统舱”。即便这样还是僧多粥少，容量有限，有些住不进校内的外地学生只能三五人一起，合租附近民房。整个学校散居各处，没有设立食堂，学生一日三餐自行在外解决，而校外伙食昂贵，因此学生营养状况很差。然而，学校在办学经费得不到保证、教师待遇一落千丈的困难情况下，仍坚持为学生设立各种免费、公费制度，免费生一度增至全校学生的10%以上，公费生增至4%以上，还专门为部分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实行免费或设立贷金制度。这些助学措施是非常难得的，它在战乱年代为学生安心学业提供了经济保障，帮助了那些经济窘迫的学子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然而，被日伪势力团团包围的孤岛并非安全之地，学校处境愈见险恶，随时面临着被敌伪接管的存亡危机。1937年底，日军占领上海后即声称已是大上海的主人，它可于必要时对尚未占领的租界采取任何断然措施，并暗中派遣大量日伪特务，向租界进行渗透和侵犯，相继渗入警察、法院、新闻等机构，同时觊觎着迁入租界的教育文化机构。租界当局苟安一时，步步退让，对进入租界的中方机构作出种种限制。保持“中立”的租界内政治环境日趋危迫。1938年4月，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因不畏强暴，拒受伪职，遭到日伪特务暗杀。同年，上海雷士德学校校长、英国人烈里因日兵制造车祸惨死。交通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饮誉中外的国立高校，校长黎照寰系国民政府任命的大学校长，又曾官至铁道部次长。一旦日军侵入租界，交大定然被作为“敌产”对待首先遭到接收，校长则会被拘捕。为了保全校产不致落入敌手，学校上下想尽各种办法脱离险境。1938年初，学校再次提出内迁广西的建议遭到教育部、交通部否决后，遂转而立足租界，谋求内部组织不作更动的情况下，名义上改为私立，并准备聘请南洋公学时期监院福开森出面组织董事会。不久，黎照寰校长又致函教育部，建议名义上与震旦大学合并，震旦对外称交大为该校一部分，对内一切仍完全独立。不过，组织董事会改私立、与震旦大学合并的应变措施，都未能得到教育部、交通部的同意。
私立南洋大学董事会名单
租界里的交大不仅要和迁移大后方的高校一样，承受着办学物质上的贫乏，而且学校师生还要承受在豺狼之口下生存所带来精神上的屈辱和折磨。1940年，德国已在欧洲挑起大战，日本与英美等国开战不可避免，租界随时会被日伪方接管，汪精卫组建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加强了对日伪统治区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控制，交通大学面临着更加严峻和复杂的局面。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同意交大在必要时对外改为私立大学。经多次与教育部密商后，学校于1941年9月成立由前校长唐文治、黎照寰、张廷金等11人组成的董事会，唐文治任董事长，正式对外改名“私立南洋大学”，仍由黎照寰任校长，暗中主持校务，经费由重庆政府继续暗中汇来，毕业生仍发交通大学文凭，由交通部、资源委员会等单位安排工作。这样，无校区的大学连校名“交通大学”的牌子也挂不出来了。然而，“换名改姓”后的私立南洋大学勉力维持大半年后，在日军的淫威和经费告绝的情况下陷入绝境。
作者：晏高钰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