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印迹]张元济主持译书院[图]
[编者按] 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南洋公学作为一所新式学堂，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缺乏新学教材。根据中院课程要求，除中文外还有英文、法文、日文、地理、算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等课程，由于没有现成的中文教科书，凡是遇到这类西学西艺课程，必须采用原版教材，虽然有助于学习语言，但终不能满足中国新式学堂的需要。公学创办不久，盛宣怀、何嗣焜、福开森等就意识到这一点。盛宣怀把译书作为兴学基础，在两份奏折中反复提到：“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以兴学为自强之急图，而译书尤为兴学之基础”。《南洋公学章程》也明确要设立译书院：“师范院及中、上两院学生，本有翻译课程，另设译书院一所。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
1898年6月12日，盛宣怀向清政府附奏《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片》，附奏指出：中国近30年所译西书数量少，且多为算、化、工艺诸学，旧的译书多为陈编，政治之书最少，不适应成名成才需要。拟在“南洋公学内设立译书院一所，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令师范院诸生之学识优长者笔述之”。（盛宣怀：《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片》（1898年6月），参见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5页。）7月6日，光绪皇帝朱批：“著照所拟办理，钦此。”译书院的设立得到政府正式批准。
1899年3月,盛宣怀聘请张元济任译书院主事，翻译出版了包括严复译作《原富》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书籍，译书院从此声名鹊起。张元济（1866~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清末进士，先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中日甲午战争后，首创通艺学堂，发行维新报刊，参加维新运动。1898年9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镇压变法人士，张元济受牵连被革职离京。离京前，李鸿章曾出面要盛宣怀代为安排。此时，盛宣怀正欲寻觅熟悉西文、精通译印的新型人才主持译书院，遂让他主持译书院。张元济一向视翻译为培养人才的途径，受聘为译书院主事，当然乐于从命。接办译书院后，他多方掣划，为提高译书质量和完善翻译规划作了大量的努力。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事情便是与著名翻译家严复合作，出版严译《原富》一书。
受聘译书院之前，张元济与严复合作出版西方学术名著的工作已经开始。他几次写信给严复询问有关译书问题，并请他当译书院总校，推荐适当的翻译人员。1899年底，译书院出版了英国人宓克著、严译的《支那教案论》一书。1901年至1902年译书院首次陆续出齐严译的《原富》。出版后在当时影响很大，梁启超曾撰文推荐。后来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严复译著的出版也就移至商务。这以后才有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名的“严复八译”。
张元济主持译书院期间，十分注重译书的质量。他认为，著译乃人生之大事，万万不可草率鲁莽。如果译介不当，以讹传讹，轻则误人子弟，重则贻害国家。不以规矩，难成方圆。他主张必须对新生的翻译出版进行行业规范。1902年，译书院在以盛宣怀名义所写的《奏为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治、法律诸书敬陈纲要》奏折中，就译书问题向清政府提出四条建议：“先章程而后议论”，“审流别而定宗旨”，“正文字以一耳目”，“选课本以便教育”。这四条建议，为我国翻译出版事业制定了基本原则。为了使得读者“视而可见，开卷了然”，译书院还就翻译中的具体问题一一作出规定，如各国的历史、地理、官职、度量衡等译名。
南洋公学译书院究竟译印出版了多少图书？根据最近的发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由译书院第一次全本出齐的《原富》，其书扉页刊登译书院译印图书广告一则，共列出译印图书60种。译书院翻译书籍内容大体分为三大类：一是偏重军事方面，目的是配合清廷练兵之急，加强防务，组建新式军队，抵御外侵。这类兵书最多约30多种，如《日本军政要略》、《战术学》、《军队内务》、《作战粮食给予法》等等。二是偏重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的书籍，目的是为政治、商务、外交、理财服务，以供时需。共有经济类7种、地理类4种、法律类2种、历史类2种，还有社会学及交通类等等。最著名的就是严译的《原富》，它震撼和影响了几代人。《科学教育学讲义》、《社会统计学》等译著，则是最早介绍西方教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法规大全》在当时汇集西方法规，堪称最为详备。三是偏重建立完整的中小学教材课本体系，共有11种一般教科书，诸如国文、格致、图画、化学、几何、代数、心算、笔算、习字课本等等。在废除科举之前，译书院所译教科书曾经垄断了新式学堂的部分教材。
虽然译书院存在的时间仅5年（1898~1903年），但译书的数量和质量令人刮目相看。开办译书院一开始只是为了解决教材匮乏的难题，但随着译书的内容、范围和数量的增加扩大，译书院所译印之书远远超出教科书的范围和需求，成为介绍西方先进文化和文明的窗口，特别是有关军事和社科类书籍，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译书院的社科类书籍与江南制造局的科技类图书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给国人一个“师夷之长技”的完整的窗口。译书也从解决教科书的目的扩大到使中国人了解西方文明的使命。
译书院不仅翻译了大量新书，而且对我国稿酬和版权制度的建立，开始了初探摸索。1902年，严复为《原富》著译权的问题曾上书学部大臣张百熙，呼吁政府、社会对著译者的劳动予以尊重，给以酬报，并强调对著译者的权利应由国家立法保护。此书出版过程中，他还多次向出版者提出西方通行的付给著译者版税的要求，得到张元济的支持，除付给稿酬2000元外，再给了20%的版税。根据目前仅存的10册《原富》显示，最后一册末页专门印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一次全书出版，‘书经存案、翻刻必究’之声明”，版权意识已隐约其中。
从1899年开始，因为译书院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业务往来，张元济因此与商务印书馆有了来往。1901年，他入股商务，并参加部分出版计划。1903年，公学隶属关系发生改变，经费骤减，译书院停办。他应商务总经理夏瑞芳之邀，辞去南洋公学职务，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并相约“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此，他把出版扶植教育、开启民智的社会理想移植到了商务印书馆的沃土上。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张元济是把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工作移到了商务印书馆，也把以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出版为要义的文化职守带到了商务印书馆。
（供稿：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