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印迹]从商科转向工科[图]
[编者按] 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南洋公学创建初期，主要培养“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的政治人才，从事适应“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晚清社会的外交、政治、商务等事务，这比起科举制度下养成“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忠臣循吏来说，可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北洋大学堂部分师生因战乱南迁至上海。在盛宣怀的安排下，南洋公学在新建的上院内设立铁路班以收容北洋师生。铁路班后被蔡元培称作为南洋公学“高等教育之发端”。然而等到北方事局平定后，北洋师生北返，铁路班也随同北迁；同年，公学自己也曾试办冶金专业，可惜未能实现。因此，对于铁路、冶矿诸类的“西艺”，没有能够成为南洋公学时期的正式学科。
1905年初，南洋公学划归商部管辖，易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成为一所部属的“国立”高等学校。杨士琦成为学校监督。杨氏也是一位新政人物，注重于新式人才的培养。他根据学校隶属关系和地域特点，在办学方向上作了较大的改变。他表示，学校处于“通商巨埠、商务最盛”的上海，又隶属于商部，商科类专业自然要开设；又因学校经费由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拨给，也应当添设轮船、电机专科，为两局输送所需专业人才。
由此，学校开始由培养从政人才，转而为商部培养高级工商业专门人才，兼为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培养工程技术人才。1906年春，学校开设了第一个正式专科——商务专科，学制3年，当年中院13名毕业生成为第一批新生。同时，杨士琦计划陆续筹设铁路、电机、驾驶、轮机、邮政等专科，为供款单位轮、电两局培养技术人才。后因师资缺乏、资金短缺，除了1906年秋季开办了一个简易的铁路工程班外，其他专科都停留在纸面上，未能办成。然而，商务专科和铁道工程班的开设，确立了学校服务于实业系统的办学目标，交大整个办学大方向直至建国前没有发生过大的更动。
改归商部一年后，1906年清政府实行机构更改，将商部中“路、电、邮、轮”交通“四政”剥离出来，单独设立邮传部，招商、电报两局也由邮传部主管。学校也随之划给邮传部管辖，校名相应改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学校改隶邮传部后，继续推动专业朝向侧重于交通实业的工科专业发展。1907年夏，创始人盛宣怀建议添聘专门外籍教员，开设“造路、行车”两个专业，毕业学生分派到各铁路实习，这样比起派人留洋深造，既可以省掉一笔费用，也可以多造就专才。盛宣怀要求工程人才自我培养的建议获得邮传部的批准。学校开始着手增设交通工程专业，扩充原先设立的简易铁路工程班。
正当学校增设专业之时，主校者出现了较大的变动。监督杨士琦由于兼职过多，往来穿梭于京沪之间，极少有时间跨进校门。监督一职曾一度由商部驻上海代表王清穆代理。1907年春，杨士琦辞职，邮传部改派督办电政大臣杨文骏兼任监督。杨文骏因故始终未能到任。学校事务处于无序状态，扩增专业计划也被束之高阁。
这种校务废弛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前农工商部侍郎唐文治接任监督。1907年秋，邮传部尚书陈璧举荐唐文治为学校监督。到任后，唐文治对学校师资、专业、课程设置等详加考察，准备根据邮传部的人才需求，首先对专业设置作一番调整扩充，决定停办商务专科，集中办理与交通邮电有关的工程专业。原先开设的铁道工程班，是以修筑铁路为第一要务的邮传部所急需的专业，只是设置过于简略，缺乏谙熟铁道工程学识的教员。唐文治决心将铁道工程班加以扩充，一边呈准邮传部，要求加拨经费设立铁路专科；一边数次函请詹天佑参考课程设置，帮助选聘铁道专门教员。当时正在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收函后当即商请美国耶鲁大学协助在美聘请专任教员一名。经过多方接洽，学校聘定美国人渣路士·波打为教员，专门讲授铁道机器工程。1907年底，铁路专科正式建成，学制定为3年，原铁路工程班的学生和当年暑假招入铁路工程班的新生，均转习铁路专科。这是学校历史上设立的第一个工程专科，成为交大高等工程教育的发端。
铁路专科设立后，只是设立了“路、电、邮、轮”四政中“路”之专业，增设其他相关专业成为学校理所当然的考虑。1908年4月，学校计划增设电机、邮政两个专科，学生来源于当年的预科毕业生。呈准邮传部后，于8月先行设立电机科，聘请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麦斗门为主讲，开设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电学、电机学、热力学等十多种。停办商务科，开设铁路、电机两工程专科，于是学校由培养商务人才转而培养工程技术方面的实业人才，已经属于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性质。
铁路、电机两个专科开办后，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尤其以缺少办学经费和生源不足最为棘手。在南洋公学盛宣怀任督办时，办学经费向来充裕，每每有结余。自供款单位招商、电报两局易主袁世凯后，学校经费已不能按月如数拨付。到唐文治掌校时，招商、电报两局年供款合计只有7万两，比先前少了整整3万两。然而增设学科，必须聘请专任教员，添购仪器设备，建筑实验室，这些都需要增加开支费用。一心准备扩充校务的唐文治合计学校年需经费总共约12万两。这样算来学校经费缺额达5万两之多。除了经费以外，专科生源的短缺同样制约着学科规模的扩展。学校附属高等小学堂、中学堂，本是为专科预备生源。可是实际上，读完小学入中学、再由中学入专科的学生，微乎其微。一般学生能够读完高等小学堂升入中学，但是读完中学后便纷纷散去，家道殷实者自费出国深造；身无长物者出校择业以养家糊口；性情不合者转入他校，以致专科的生源渐形寥落。面对经费、生源双重困难，唐文治筹划出一条通盘解决的办法：建议邮传部奏明清政府，通饬两江、闽浙、两广等沿海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份，每年每省挑选中学毕业生20至40名，送往学校经过考试录取，毕业后由邮传部或各省调用。各省按年缴给学校本省学生的费用，每年每生200两。这种在发达省份设立公费生的制度，得到邮传部的支持和清政府的批准，不久之后施行。1909年秋季开学时各省选送的考生到校。公费生制度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它既缓解了经费短缺问题，又扩充了专科生源，可谓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学校实现了由商科而工科的转变后，筹措办学经费，扩充专科生源，按照清政府新颁学制开设课程，拟定学校章程，添置实验设备，建立实习工场，教学、校务顺利开展，呈现出发展的态势。然而，唐文治没有满足于现状，他设想：“如果日后教授精良，人数发达，届时应否改作工科大学。”首次提出争取办成工科大学的目标。但是，主辖机关邮传部的长官意志再次让学校陷入了困顿，面临着抉择。
（晏高钰摘自《三个世纪的跨越》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