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医院儿科病房曾反复开关 医生短缺价值难以体现
在徐健的印象中，她所工作的浦南医院儿科病房关了开、开了关、关了又开，起码反复了3次；最艰难的时刻，担任主任的她也曾想过另谋出路。
去年那个冬季，全国各地儿科暴露出的问题达到顶峰。2015年12月14日，广东萝岗某三甲医院不堪重负关闭儿科急诊；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的多家医院相继暂停儿科门急诊；南京一家三甲医院因唯一的儿科医生生病，干脆关闭了儿科。
2016年1月19日召开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上海市卫计委党委副书记的邬惊雷提到，要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必须提供儿科门诊服务；而三级综合医院和承担区域医疗中心任务的二级综合医院应当提供急诊服务，并设立儿科床位。
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也透露，政府计划推出多项措施，包括在未来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都要设置儿科等。
而作为一家二级医院的儿科，浦南儿科病房自2009年在东院重开，至今已有7年。
这7年，是一条连年亏损科室的艰难突围之路，或可给正在筹建儿科的诸多综合医院以借鉴。
[失落]
简易病房，在2楼一处偏僻的走廊
儿科从前并不弱势。
徐健是1981年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儿科系的，6年制。在所有临床医学生的教学安排中，内、外、妇、儿，是4门重要且缺一不可的临床课程。
她记得1987年刚从上二医儿科系毕业时，她与在其它医院内科、外科工作的同学收入都差不多。在浦南医院，病房一共4层，内、外、妇、儿各占一层。儿科医生人数与内、外科也差不多，有18位左右。
失落感是近十年慢慢积累起来的。
随着内科、外科分科越来越细，内外科病房迅速扩张。同时，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比例降低，医院不得不努力自谋生路，“效益”好的科室自然得到鼓励，无形中挤压了“效益”差的科室……
徐健记忆中儿科病房的第一次关闭是为脑外科让路。1993年，脑外科作为浦南医院的二级专科强项要开设病房，但当时医院还只有一个院区，地方不够，儿科只得“暂时关闭”。
1年之后，在2楼一处偏僻的走廊里，医院腾挪出十几张床位做了儿科病房。当时刚从上二医儿科系毕业分配来的儿科医生李海波记得，那时的病房简易到连门都没有，甚至还发生过失窃事件。
失落感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还有收入上——普通科室每月收入在110万元到130万元之间，而儿科只有12万元到20万元之间。也因此，别的科室同事拿两三千元奖金时，徐健与儿科同事们只能长期拿着每月600元的奖金。这是医院内的“低保”水平，与非医疗专业的后勤人员一样。
简易儿科病房开设了近4年后，到了1998年，距离仅数分钟车程的东方路上开出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家三级甲等的儿童专科医院。浦南医院儿科的门诊量、住院量急速下降。有时，病房甚至一位患者都没有。
1999年，刘卫东开始担任浦南医院院长，出于“错位竞争”考虑，医院决定暂时关掉儿科病房，让路给老年科。3位儿科医生转岗去老年科，儿科只保留9位医生维持门诊以及妇产科新生儿的医疗照护。2000年，医院把检验科搬迁留下的几个小房间给儿科做了简易病房。
“当初选择学儿科，基本都是发自兴趣，从没想过未来是不是‘前途渺茫’。”徐健苦笑。而李海波当年的儿科系大学同学还在做儿科的，屈指可数。
浦南医院只是中国众多关闭儿科病房的医院之一。儿科减少的原因是多元的，有人口的原因，上海十年前每年出生的小孩数只有5万，很多儿科病房住不满；也有教育的原因，1998年教育部在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本意是好的，先成为合格的全科医生，再做专科医生。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很少有学生会选择儿科作为专业。
总之，儿科逐渐远离了各地多家综合医院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