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时代”的压力不能都交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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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面二孩的放开，像上海国际和平妇孕保健院这样的医院里，准妈妈逐渐增多。据了解，不少人早晨六七点钟就来此排队等候挂号。

　　二孩，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对许多适龄夫妇来说，纠结观望恐怕是最真实的心理写照。让她们犹豫不决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公共服务缺乏，特别是社会托管服务欠缺。

　　 父母有需求可服务跟不上

　　“因为‘养’是影响‘生’的重要因素。”孙静委员摆出本市0—3岁婴幼儿托管需求调查的一组数据，88%的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2周岁是他们普遍认为的合适托育年龄。本市有超过10万的2岁儿童需要托育服务，而民办幼儿园等合计招生幼儿数仅为1.4万名。另一项本市数据显示，目前0—3岁儿童家庭中有近80%的日间看护者为祖辈，近50%的祖辈感到“无可奈何”，特别是照顾过“一孩”的老人不愿再照顾“二孩”的比例在上升。

　　为0—3岁的孩子提供托育服务为何这么难？黄绮委员经过调研后分析，机构内提供的资源不断萎缩是一大因素。以教育系统为例，为确保本市幼儿园3—6岁儿童入园，公办幼儿园已基本取消3岁以下的婴幼儿托班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申请开办托育服务困难重重，运作不规范。“社会力量开办的早教机构没有托育服务资质，但因为有社会需求，仍有机构偷偷开设托育班。”黄绮说，这些机构办学的经济、财力、场所、人员等很难达到教育、民政部门等出台的社会办学要求，且国家尚未出台关于托儿所、早教中心等其他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规定。因此，尽管社会有需求，由于主管单位不明、监管单位多头等因素，申请开设托育服务的机构困难重重。

　　“另外，我国对0—3岁婴幼儿教育的政策环境不清晰。”黄绮说，比如对经费来源、师资标准、社会力量办学等方面没有明确规定，缺乏政策规范和引导。与幼儿园发展相比，面向0—3岁的托儿所在人力、经费以及场地等方面都存在无法得到保障的问题。李培红委员去企业调研时发现，年轻白领、企业工人都希望企业能办托幼机构，但政策瓶颈却让企业望而止步。

　　 不能把压力都交给家庭

　　“0—3岁婴幼儿的托育难问题，虽然出现在家庭中，但与社会需求以及国家政策的变化是分不开的。”黄绮认为，解决问题时，不能把压力全部交给家庭承担，政府需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发挥主导作用。她建议，政府提供公共托幼资源，尤其在社区普及公共托育服务。值得一提的是，由市妇联牵头，市教委、市卫计委、市民政局等共同参与的“新建20个社区幼儿托管点”已纳入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政府应早日明确0—3岁早期托育服务的主管部门。”黄绮说，因早期托育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跨部门合作小组，整合资源为儿童家庭提供优质的托育服务。

　　“从长远来看，托幼应以社会为主，政府为辅。”委员们认为，政府需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行业要求与标准，其中包括办园宗旨、收托规模、成人与儿童的比例、工作人员资历、场地面积及设备、营养卫生、保险项目、相关人员职责等。黄绮说，政府应鼓励企业办托幼，这样对于解决职工托幼难题会更加直接和方便。为规范并引导民办托幼机构的经营服务质量，也可以组织专家制订民办托幼机构的设置规定和管理办法，以及营利和非营利民办学前教育的管理制度，激发民办托幼机构的办学动力，“出台优惠倾斜政策，如税收减免、教育津贴等，鼓励企业、机构、社会组织等一起兴办托幼服务机构承担社会育儿责任。”黄绮说。

　　 部门连线

　　社区幼儿托管点今年各区将试点

　　市妇联副主席刘琪：《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提出“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托育服务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今年，市妇联牵头联合多个部门试点开办社区幼儿托管点。目前，选址工作已全部完成，每个中心城区有2个托管点，郊区有1个，面积不低于200平方米，空间大的地方有800平方米。每个托管点都将引进专业的社会组织运营，对准入、师资等都有统一规定。托管形式灵活多样，有全日、半日托，还有小时托，方便家长选择。对于食品、卫生、消防、保险等，届时将有严格规定和保障，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