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文化，从历史到当下

崇明，自古风景秀丽，贤达辈出。一场关于“乡贤文化的当代价值”的对话，昨天在此激荡。

文化讲坛一开始，主持人曹可凡便抛出了三个问题：在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如何激活乡贤文化？传统的乡贤文化，怎样与时代的脉搏一同跳动？弘扬乡贤文化，对于今天的乡村建设和治理，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文化讲坛的三位嘉宾——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丽宏、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与三百位现场观众一同进行了交流探讨。他们怀揣着对故乡的深情，描绘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乡土生活，并以当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乡贤文化。

赵丽宏：难忘乡土乡亲

在赵丽宏看来，没有乡土、乡亲，乡贤就是无本之木。在崇明插队下乡的日子里，他常面对这里的泥土，展开不羁的想象：想象正在耕耘的这些泥土，会不会被屈原踩过，被陶渊明种过菊，曾落到李白的肩头，又漂在杜甫的脚边。

比起田野的花朵、飘荡的芦苇、江畔的沟渠，更让赵丽宏记忆深刻的，还是这里的人。这里淳朴的乡亲，在他插队落户最黑暗孤独的岁月里，给了他温暖。

当年，一位80多岁目不识丁的老奶奶，知道赵丽宏爱读书，走了很远的路，只为给他送来一本历书。住着草房、点着油灯的乡亲们，都把家里的书拿来送给他。还有一位平凡的灯塔守护人，一度误会爱听海风的赵丽宏要自杀，紧紧抓住他的手腕不让他再往海边走。赵丽宏感慨，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和家人般的温暖，“唯有‘永恒’两字能形容。”

张颐武：走得越远离家乡越近

作为学者，张颐武的思考理性而贴合当下。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型中。原本中国传统的治理方式只到县为止，县以下没有衙门，没有政府机关，就是靠乡贤治理。“乡贤一度成为最基层的治理末梢。”张颐武说。

今天社会飞速发展，面临价值观的迷茫和自我的迷失。张颐武认为，在乡土中国，传统乡贤文化在当下有了新的意义。

“粘合剂、转换器、安全阀”——这是张颐武对乡贤的三个比喻。在他看来，乡贤是凝聚文化认同的粘合剂；是让当代契约精神与传统乡土人情无缝融合的转换器；　是中西价值观冲突中，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全阀。

全球化呼啸而来，价值和秩序正处在重整的过程中，“而乡贤始终是那根支撑社会末梢的定海神针。”当我们的一代代年轻人走向远方、走向世界，背后始终有乡贤守望着我们的根。走得越远，离家乡越近。

周山：乡贤也是“向贤”

周山的讲述既有感性的回忆，又有理性的释义。他先把乡贤拆开来解释。圣人与君子之间，还有一种人，就是贤人。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意思是，经过孔子的教育，三千弟子大多数称得上君子，但贤人只有七十二人，可见成就贤人之难。

再说“乡”，它既表示空间，是乡里之乡，又有“向”义，乡贤也可以理解成“向贤”，要后人“见贤思齐”。

在周山的心目中，乡贤的标准很高。他还记得1956年自己上小学时，那所小学的张校长，不仅教书，还经常给村里人搭脉开药方。此外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经常给村民写对联。几十年后，周山仍然看到张先生当年写的对联，被村民完好地保存着，刷了一重又一重油漆。

周山用怀念的语气感慨道：“张先生以并不富有的家庭背景，在崇明独自兴办不可能赚钱的乡村学校，几十年筚路蓝缕，是我心目中的乡贤。”

记者　龚丹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