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少年儿童撑开健康“保护伞”
9月1日,又是一年开学日。在全国大中小学生背起书包走进校园,开启新学年的同时,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以下简称“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亦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参保缴费工作。
20年来,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已实现了上海市0至18周岁常住少儿(包括年满18周岁仍在中等学校就读的学生)的全覆盖,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参保数已超过4000万人次。
源起:14位患儿家长的一封信
1996年9月,上海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委员会、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市卫生局)联合创建了公益性的、互助共济的补充医疗保障——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已至“弱冠之年”的互助基金源起于14个患儿家长的一封信。1988年12月,14位白血病患儿家长联名写信给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寻求帮助。信中写道:“当我们先后获悉自己的孩子患病时,如晴天霹雳,五脏俱焚,惊感大祸临头。与此同时,一笔可观的医药费用随之降临在我们双肩,在精神与物质双重压力下,我们谁也承受不了,直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字里行间写着醒目的四个大字——“救救孩子!”
朱镕基当即批示,要求分管教育、卫生的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牵头组织调研。
“我看了这封信后,既同情又痛心。这些家庭因为孩子患病,不仅经济崩溃了,家长的精神都崩溃了,完全没有了希望。”谢丽娟回忆,“我坐立不安呐!觉得这确实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以当时困难的财政状况,完全解决这些大病患儿的问题,是办不到的。”
怎样才能帮助这些孩子及其家庭呢?谢丽娟首先从了解情况开始,组织调研组到患儿家庭走访。
“太惨了,有的家庭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就剩一张吃饭的桌子,连床都没有。”
调研组又到医院了解,但医院有医院的难处。“没有治疗费,医院也没办法。”有医院表示,有些患者没钱治疗回家了,还欠了医院大笔医疗费,增加了医院债务负担,致使医院都不敢收治类似的大病患者了。
同时,有医生表示:“按照目前的医疗水平,部分大病患者是能够治疗并治好的。难处在于,医院没有财力去补贴所有患者。”
“综合我们了解的情况,问题的关键在一个‘钱’字上。”谢丽娟总结,“没有办法用政府财政解决钱的问题,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了”。此时,在上海的一家国有保险公司得知相关信息,表示愿意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久,公司就向上海市政府递交了《关于在本市中小学生中试行住院医疗保险的请示》。
“当时,我们的设计是每个小朋友的家长交6元钱,由操作模式较为成熟的保险公司来进行核算管理;红十字会负责发动、宣传工作;教育部门负责收费;卫生部门负责合理治疗。”谢丽娟说。
1991年,上海市红十字会联合教育卫生主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共同开办了“上海市4-18岁儿童、中小学生住院医疗保险”,1993年又将范围扩大至满月后的0-3岁婴幼儿,建立了“上海市婴幼儿住院医疗保险”,明确规定由红十字会负责日常运作,保险公司负责费用理赔,教育部门负责学校代收费,卫生部门负责医疗管理事宜。
“但是,几年之后出现问题,保险公司出现亏损,支撑不下去了。”谢丽娟说。
后来的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管理办公室首任主任高岑在1995年受时任上海市红十字会会长谢丽娟委派,调查研究与保险公司合作的问题。“保险公司的理赔是独立操作,资金使用情况不公开。事权和财权不在一起,管理和信息互相割裂,这之间存在很大问题。多次与保险公司沟通协商无果后,我们决定自己来办。”
经过对少儿医疗保险5年运行实践的总结分析,为减少管理成本,在较低的缴费标准下切实提高学生的医疗保障支付水平,相关部门决定,自1996年9月起,结束由保险公司商业运行的保障模式,改由上海市红十字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卫生局联合组建纯公益的、互助共济的少儿医疗保障基金——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同时公布《上海市少儿住院基金管理办法》,基金管委会负责基金统一管理。
管委会由市红十字会会长担任主任,常务副会长担任常务副主任,兼任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领导任副主任,有关单位处室负责人、参加互助基金的家长代表等任委员。教育部门负责在校学生和幼儿园儿童的宣传动员,通过学校组织志愿者协助学生参保缴费。卫生部门负责通过各街镇、镇卫生机构动员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散居少儿的参保并收缴费用,同时由各定点医院机构负责为患病少儿治疗并记账结算医疗费用。红会设立互助基金管理办公室,负责日常运营管理,包括社会宣传、资金筹集、医疗费支付与监管等,协调各方,对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并定期向管委会汇报工作等。
发展:历经风雨,终见彩虹
光阴20载,稚儿终“弱冠”。互助基金从无到有,从力量弱小逐渐发展壮大,从较少人接受到接近全覆盖,不断创新扩展保障对象外延及保障病种,一路发展到今天被誉为“生命绿卡”“少年儿童的健康保护神”。其发展、壮大过程,不仅浸透了上海市红十字会、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相关工作人员的辛劳与心血,更体现了他们全心全意为少年儿童权益服务的精神,和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
1996年,互助基金成立之初,就打破了城市和农村户籍的“二元”结构,规定:具有上海常住户口的0至3岁(满月起)婴幼儿、幼托机构儿童、各类中小学校学生(包括中职校、特殊学校学生),均可自愿参加。
1998年,又在学校中打破了本市户籍和非本市户籍的“二元”结构,规定:只要在籍在册,外省市户籍、港澳台地区、外籍学生均可参保。
从2004年开始,又逐步将“外来媳妇”学龄前子女、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民办民工学校学生、引进人才子女(《上海市居住证》达标准积分人员同住子女)等纳入参保范围。
2015年起,互助基金参保范围已基本覆盖在上海市常住的0至18周岁中小学生和婴幼儿(包括满18周岁仍在中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并把未满月新生儿纳入参保范围。
2016年,互助基金参保人员范围再度扩容,将父亲或母亲一方为上海户籍的非沪籍0至5周岁散居婴幼儿,以及本市户籍但在外省市、境外就读的18周岁以下在校学生纳入参保范围。
“20年中,互助基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中间遭遇过很多问题和挫折,有些甚至一度威胁到基金的存续。”上海市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熊仿杰于2002年至2010年间在市红十字会工作,见证了互助基金发展壮大的过程。
据熊仿杰介绍,在当时的管理体制下,该基金是一个“三无项目”:一没有政府红头文件支持,二没有独立的工作机构,三没有政府财政资金的帮助和投入。“我刚到红会时,基金收费标准大概是每人每年40元钱,上海一百八十多万少儿参保。就这个资金总数还要做到量入为出,没有政府的任何保障,不能出现亏损,须年年支持下去,还要满足患病少儿保障治疗的需求,这其中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为了达到“活下去”“有保障”等目标,上海市红十字会及互助基金工作人员逐步完善基金运营机制,把收入、支持、监控、审核等各个环节尽心做到更好,使互助基金获得良性、健康发展,在保障患儿需求的同时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保障基金正常运转。
2000年前后,所谓“乱收费”问题是互助基金遇到的一次关系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和考验。
时任互助基金办公室主任彭巧娣回忆,那年9月底,各个区县反应参加互助基金的人数不到百分之十,“我一下就懵了,这样基金还怎么办下去?”
经了解,原来是国家集中治理教育系统乱收费问题,上海市纠风办去学校检查,认为学校代收互助基金费用有乱收费嫌疑。
“我立即向各位领导汇报情况,并与市纠风办联系,向他们解释互助基金的性质和运行状况。当时,基金每年能帮助8万患儿解决医疗费用难题。”
终于,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市纠风办给出了三句话答复:第一,你们做的是一件好事情;第二,我们从来没有讲这个是乱收费;第三,希望更好地做好动员工作。
“收到答复之后,我感激万分,赶快回来将三条答复传达下去。”彭巧娣说,受该事件影响,当年互助基金收费工作被迫推迟到十月底,好在覆盖面基本达到了要求。
2006年9月,上海市中小学生和婴幼儿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互助基金成为该制度的“补充”。但对于常住上海的70余万名非上海户籍少儿而言,互助基金仍是他们的“基本医疗保障”。
2008年前后,因为互助基金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上海市政府曾考虑把互助基金纳入大医保系统,社保局对此进行了多次调研。
“调研后发现,原来基金的管理人员这么少,但管理严格,运行效率非常高,拥有其它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最后市政府决定,保留互助基金,并把市政府对上海户籍少年儿童基本医疗保障部分也交给基金运作。”熊仿杰说,“这是互助基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点赞:“上海经验”走向全国
20年来,互助基金帮助了很多患病儿童,收获了无数感激和赞誉,同时向社会传播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获得了巨大社会效益。
2016年3月26日,上海市黄浦区小东门街道一对受到互助基金援助的龙凤胎宝宝终于出院了。他们出生于2015年12月,因为早产在儿童医院监护病房住了整整4个月,费用高达40万元,这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恰在当年,上海户籍的新生儿被互助基金纳入保障范围。经医院告知,龙凤胎家长及时参加了居保和互助基金,最终他们只需支付医疗费用14万元左右。
家住奉贤区青村镇钱桥社区的小伟(化名)比前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还不幸。2007年5月,15岁的小伟被确诊为尿毒症,同年并发再生障碍性贫血,虽经多方救助,仍于2009年7月去世,共花费医疗费约45万元,家庭经济因此陷入困境。奉贤区少儿住院基金管理办公室获知情况后,立即展开调查,尽最大可能为他们提供帮助。最终,互助基金为其报销医疗费21万元。
小伟的母亲十分感激,并付诸行动,不仅主动报名参加红十字志愿者队伍,还在自家经济情况尚未好转的情况下,拿出800元钱送到奉贤区红十字会,要求资助“圆梦行动”,帮助其他困难群众。
互助基金帮助的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辛酸故事;相同之处在于,因为互助基金的帮助,这些家庭都度过了难关,迎来充满希望的生活。
截至2016年8月31日,互助基金累计参保达4000万人次,已为近160万人次患病少儿支出费用约18亿元,被沪上家长亲切地称为“生命绿卡”“少年儿童的健康保护神”。
优异而突出的成绩使得互助基金的影响逐步走出上海,走向全国。2014年7月22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论坛发布了《中国儿童大病医疗保障与社会救助分析》报告,报告将互助基金作为慈善组织参与儿童大病救助的典型项目,给予充分肯定,并呼吁推广“上海经验”。
据上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张钢介绍,目前基金管理办公室正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不仅试点开展第三方收费模式,还在今年启动了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预计两年内将建设完成。
回顾互助基金20年发展历程,张钢总结,各级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是办好互助基金的关键;市红十字会、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三方合作、各司其职,是互助基金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合理的政策和科学的管理是互助基金良性循环的前提;培养一支务实、奉献的基金管理队伍,是做好互助基金工作的基本条件。
(中国红十字报 贺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