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妇女欲傍“洋富帅” 移民未果起诉中介

　　离异中年妇女突发奇想，要通过互联网找一名外国男友，然后移民。花了28800元服务费后，她并没有找到如意郎君，于是以未成功约会为由，将为她服务的公司告到浦东新区法院。可是在庭上，被告公司却出具了一份详细的开房记录，原告见状只得赧然撤诉。

　　 突发奇想

　　 网上寻找外国郎君

　　湖北的邹女士（化名）今年40岁，初中文化程度，长相普通。离婚后，她独自带着十几岁的女儿生活。2013年的一天，她突然萌生一个想法：要是自己能找一个外国男友结婚，自己和女儿就可以名正言顺移民国外了。

　　邹女士的文化水平不高，既不会讲英语，又玩不转电子邮件，这可怎么办呢？邹女士很快在网上查到，有一家注册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的公司，可以帮助自己。

　　邹女士在网页介绍上看到，这家翻译服务有限公司可以为男女双方“牵线搭桥”，即翻译情书，并负责为双方传送信件。邹女士大喜，马上拨通了这家公司的电话。沟通几次之后，她根据要求，在自己家里录了一段“自我介绍”视频，并传给了翻译公司。

　　 缴纳重金

　　 签了一份“翻译合同”

　　2013年11月15日，邹女士又从湖北飞到上海，签署了一份“翻译服务合同”。

　　根据合同，邹女士应向翻译公司缴纳服务费用38800元，签订合同时，先缴纳28800元，一旦她与男士成功约会，再缴纳剩余款项1万元。

　　翻译公司承诺，只要邹女士及时提交自己的个人资料，公司保证在10天内，让她的信息出现在国外的交友网站上，很快，就会有外国男士给邹女士来信。

　　同时，公司将指定专人跟进对邹女士的服务，邹女士的中文信件，以及收到的邮件，都将有专人翻译，并保证发送到人。

　　合同也规定了邹女士的义务，即她要积极配合公司的服务工作，收到男士信件的第二天及时回信，否则公司不保证服务效果并不退款；邹女士在与男士交往过程中要投入感情、时间、精力。服务期间，公司享有对邹女士服务的知情权，如果邹女士自行与男士联系，或者脱离公司对服务效果的掌控，合同被视为完成，并不退款。

　　 不满效果

　　 诉至法院要求退款

　　合同签订后，果然有外国男士陆续与邹女士联系。可是，一段时间以后，邹女士却对服务效果产生了怀疑。

　　她说，跟自己联系的男士，要么是80岁的老头，要么是20岁的小混混，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2014年12月，邹女士以翻译公司在没有涉外婚姻介绍服务资质的情况下，名为提供翻译服务，实为介绍婚姻服务，是在打擦边球，且以在提供约会信息时弄虚作假为由，将翻译公司告到法院。

　　庭审中被告称，公司并未提供涉外婚介服务，是原告明确要求提供外国交友的翻译服务，公司提供了相关服务并取得成效后，原告拒不配合，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

　　邹女士坚持说，自己从未与外国男士成功见面、约会，符合合同的退款要求。可是，被告出示的2份补充证据却让邹女士哑口无言。其中，有邹女士与某外国男士在武汉同一家酒店住宿的记录，有邹女士与这名男士的通话记录以及外国男士的航班记录佐证；还有邹女士与另一名外国男士在上海某酒店的住宿记录。

　　在这些证据面前，邹女士无言以对，最后申请撤诉。

　　 法官提醒：树立正确婚恋观不要“买卖”爱情

　　本案主审法官说，这起纠纷中，邹女士怀着嫁外国男友、拿外国绿卡的目的，与他人约会恋爱。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有问题。

　　首先，由于文化程度不高，邹女士既不懂得怎样联系到心仪的外国男士，又无法与外国男士直接交流，双方的联络、往来信件，都是交由翻译服务公司全权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实事求是地说，被告弄虚作假的风险很难控制。

　　其次，本案中，原被告签署的是《翻译服务合同》。这份合同对被告义务设置较为宽松，从合同约定来说，翻译服务公司将外国男士的信交给了邹女士，并做好了相关的翻译工作，邹女士又与外国男士成功见面约会，因此很难说翻译公司违约。如此一来，邹女士也就只能自吞苦果了。

　　有人幻想找“洋帅富”，一步登天，还有人想通过金钱“买来”心仪的美女和爱情。浦东法院审理的一起富豪与婚介公司签订《爱情定制服务协议》、豪掷700余万元征婚的服务合同纠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件。浙江的张先生来到上海，花了大价钱、用时大半年，目的是找个合适的配偶，但婚介所并未提供所有项目服务的实际开销、花费成本等，他根本无法断定婚介所究竟提供了哪些服务。尽管，法院最终判决婚介所退还张先生400万元，但经过这次的费时费力费神，相信，张先生以后不会再轻信可以用金钱买卖爱情了。

　　法官提醒，婚姻应建立在深厚的感情基础上。无论是傍外国男友，还是高价征婚，只要受功利思想驱使，所得到的，要么是“变质”的爱情，要么是进入他人设的“局”。邹女士的遭遇令人同情，但更应引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