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青年责任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青年责任

——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演讲

2011年11月3日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图文西厅

我在这里与其说是演讲，不如说是和大家交流想法。其实，我在这里讲底气不足，因为在座的绝大多数的90后、80后（老师除外），你们受了完整的教育，可是我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算算，小学6年，初中1年，高中没有，大学2年半，留学2年。我当了副秘书长之后，有一次，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聊天。他说，如果当初知道你没有高中文凭，我不会聘你，我说为时已晚了，你已经聘用我了（全场鼓掌）。怎么说呢，我们这一代，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受完整教育，我们很多同学的家长和我们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一代有个共同的强烈愿望，那就是希望我们祖国再次强大，屹立在世界东方。今天的题目很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青年的责任，我准备了讲稿，但我还是想放开了讲，既然是交流，我想最后留时间给大家提问。

大家知道，有句著名的话，叫“弱国无外交”。今天的中国外交，以及所处的国际地位和 100年前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在回忆录里写过一段话，使我感到很受刺激。他当年是在北洋政府处理外交事务，当时要约见外国驻北京（北平）的外交官，你得亲自登门拜访，要不然人家是不来的；上个世纪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很多盟国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殖民地，中国想借此机会收回香港，但是英国政府不同意，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尽管两国是盟国。这些都是小例子，但足见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她的外交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我给大家点点题，说说联合国。明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联合国有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也就是首脑峰会，主要讨论三件事：一、把我们联合国70周年的生日办了；二、要结束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千年发展目标，三、要启动今后1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很多人对联合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在微博、微信上也都发表了很多看法，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讲法，联合国是一个“清谈馆”，就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谁不说，当然这是个笑话。但是在我看来，风风雨雨70年，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很重要的。理由如下：一、联合国宪章及其宗旨原则仍然是各国之间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这我们学外语的都知道的，一国对另一国抗议或谴责时，“你违反了联合国宗旨”、“你违反了联合国精神”；二、联合国具有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权利，我刚讲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联合国能做这样的工作；三、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现在有193个成员国，最新加入的是南苏丹；四、联合国的行为能力，比如维和、救灾，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能够组织行动的只有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我觉得是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50后可以说经历了共和国在国际关系中面临格局发展的全过程。在共和国刚成立以后，中国受到了制裁和禁运，可以说那个时候想改革开放、想发展，也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中国是非常闭塞的。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说，今天要来外宾了，大家要好好表现。但第二句话就匪夷所思了，说女外宾来了之后不要说人家没穿袜子。我百思不得其解，原来国内那时都没见过丝袜，老师给我们提醒了，可见我们对外国的了解非常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我们对外交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在改革开放初，经济实力很弱，人均GDP就几百美元，可以被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而到现在，中国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这是不可忽视的，也是被世界各国所承认的。

但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人均并不多，即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我们也是在最底线。有的时候我们的大使在讲话中说我们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下面哄堂大笑，有人说哪个国家不发展，你们一个省都富可敌国，你还说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提得好，从幅员、人口来讲，中国的确是一个大国。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口总量为10亿左右，而中国13亿，换句话说，中国的人口总数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生活的人口总数。我们的土地面积、人口总数远远超过欧盟的28个国家，但是我们的发展是很不平均的，很多外来客人到了中国，看到北京和上海，觉得和发达国家没有区别，基础设施甚至更好，但我们的很多地方还很贫困，因此尽管总量大，但我们还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道路还是很艰辛的。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大国就要承担大国的责任。所以现在各国都希望中国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持国际社会的发展和行动。我们所做的和国际社会的期待是有差距的。此其一。

第二，中国发展到今天确实在逐渐融合国际社会，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外交官在世界各地工作，哪里有五星红旗，哪里就有中国外交官。可是我们做的工作够了吗？我觉得还有发展余地。比如在非洲，除了传统的医疗队伍、修建铁路公路和学校校舍之外，我们也逐渐地进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比如统计人员、地球空间物理信息技术人员。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我们可以做出越来越多的成就。除此之外，我们在维和、救灾和大型联合国行动中，中国都有很好的表现。中国现在联合国会费达到5.2%，在第六位，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前面的国家，因为差距很小。我们贡献的维和部队也是所有5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总而言之，我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看到中国在方方面面的进步以及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感到欣慰。大家知道千年发展目标首要目标就是扶贫，扶贫是第一任务，全世界还有12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如何衡量？每个人每天的平均生活水平低于1.25美元，或约等于8元人民币，就是绝对贫困。全世界还有9亿多人吃不饱饭，全世界5个人里面有1个人用不上电。这些都是我们的挑战，大家会看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扶贫这一项已经提前完成了，我们在联合国开高官会议的时候，一个副秘书长级的高官说，联合国扶贫任务能够提前完成，即贫困人口减半，主要就是依赖于中国大幅度的减贫扶贫工作。下一阶段更难，因为中国贫困的绝对人口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下一阶段就看我们的邻居——印度。印度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还是很庞大的，能不能再今后15年大量减少贫困人口，他就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中国的减贫对全球范围内的减少贫困人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说的，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那么有人问，中国现在在什么位置，在国际舞台的边上？已经进去了？还是在舞台中央？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已经站在了国际舞台的中央，在世界聚光灯下。这和我们现在的大学人才培养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怎么和国际社会交往和接触？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其实是个很严肃的课题。中国到现在，如果作为一个人，从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上看，已经进入了成年期；但是我们在对外交往上可能还是在少年时期。上下5000年，中国在经济科学技术上，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的时间很长，但这是在技术落后，互相封闭，基本不沟通的情况下进行，国门打开后，我们如何介绍自己，如何以大国心态和世界交往，这是个很严肃、很迫切的话题。很多同学都问，外界怎么都不理解我们，对我们攻击、指责我们，这个确实有，但是我们自己把自己介绍好了吗？这涉及到公共关系，我觉得我们的公共关系是滞后的，我们不太会和人打交道，也许是因为东方人的含蓄。国际场合或研讨会等其他会议上，自由发言时，基本不举手的都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有韩国人，我们都太谦虚，不太参与讨论，可能是民族的习惯，可能是长期养成的不愿出头的做法，但我认为在国际社会，你不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不讲明自己想做什么，那你不要怪别人不理解你。而我们的话语方式也和公共关系有关系。如果你说话让对方犯困或不愿意听，那你是失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和国际社会交往的时候，我们不是用交心的、沟通的方式，我们也有可能失败，我们按稿子去念，也许观众已经变了，我们却还是照着稿子念。现在很多国际场合，主旨发言结束后全是自由发言和自由讨论，中国人不能老是听会吧，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老师们的重视，这不仅是一个辩论的问题，以前我们提倡慷慨激昂的辩论，其实辩论是小技术，真正好的功夫要有平实的语言、生动的例子、浅显易懂的道理和对方沟通，让对方觉得受到充分尊重，坦率说，这一点我们不太会。未来我们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觉得我们的大学、老师责任重大。我们要培养出新一代具有国际视野、沟通力强的时代精英，否则，我们的实力强了，国际影响力大了，但我们的国际形象不会有太大的改观，我们的国际发言权不会有太大改善，用现在的网络语言，中国就是个“国际土豪”。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

下面我想简单谈一下青年的责任。我觉得上外的校训提得好，“格高志远”，这确实是第一位的。同学们来到大学有不同想法，有些人想的是毕业后工作赚钱，有些人想将来出国留学、换个环境等，无可厚非，中国大国，容纳着各种人才，但是有一条大家要记住，一个人的作为必须和实践、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你才能做出大事，我们13亿中国人民，我们的父老乡亲很多生活水平还不高，如果我们大学培养的精英都是为他人服务，撇开自己的父老乡亲不管，一代代精英都去追求自己的快乐，那这个民族就危险了。但我相信这不会成为事实，因为我们每一代人中都有一批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会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

二是要刻苦钻研。大家可能对我们现在学习的东西很茫然，我也有过，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底子打的好是未来事业和个人发展的关键，所以一定要刻苦。现在有些大学生路子很宽，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做生意，平常还偷着乐，这个当然可以，但是青春不再，青春时期刻苦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很多大学就读三年，大四都“放羊”了，交毕业论文了、要戴学士帽了才回来，这样就难怪有些人评价大学生质量一代不如一代，这不能一概而论，当然这和扩招也有关系，刻苦学习对于国家和个人是必须的，否则你不要进大学。有的同学说去联合国吧，可以啊，但你得有实力和人家公开竞争，至少我这里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雇员，大多数都是有博士学位的。这和我们自身的学习、知识结构都有关。

三是扩展视野。有的时候学习压力大，应试多一点。我大学毕业，英语就学了两年半，用现在话说，觉得很“悲催”。老师对我说，学校时间再长也是拐棍，你要把拐棍丢掉出去独立自主的学习，就是好学生。我就是这么做的，否则今天也不可能站在这里。视野开阔对今天的你们来说可能是很虚无缥缈的事，但实际上工作中就会知道这非常有用。比如，香港回归时的一些事务，在国际法上是没有先例的，当时英国翻遍了大英帝国的所有档案，发现对香港问题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先例，当时就靠着我们本土培养的法学硕士（当时还没有法学博士）和我这个什么都不“士”在一起想办法，创造了国际法先例。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完全就应试，你可以拿高分，但我可以不客气地告诉你，走上岗位后你会发现自己很失败。往往是那些知识面很宽，考虑问题有独到之处的人会有很大发展，换句话说，“不要死读书”。

最后，我想说，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关键的一代，习书记提出了两个双百，你们可以见证者两个双百的实现，90后是了不起的。19世纪有几个“90后”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1890年出生的，你们是上个世纪的“90后”，我相信大家也会做出重大的贡献，为中国的发展和腾飞助力。我在德国当大使的时候，有个中国学生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我们为祖国而自豪，明天祖国将为我们而骄傲”。我把这句话献给大家。

问答环节： 

问：我们做国际组织研究的学生进入联合国工作的机会大吗？听说联合国比较倾向于专业型人才？现在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有正反两种意见，当我们制定“后千年发展目标”的时候如何权衡政治因素？

答：联合国从各国网罗人才，有严格的招聘程序。包括我，有4个副秘书级的官员对我进行考试。联合国有公开透明的程序，我们应该了解要求，进行针对性复习。第二个问题，“千年发展目标”当时制定的时候没有公开征求意见，是一些专家研究出来的，所以一开始不被人重视，后期才慢慢被重视到这是个好的方向，而且“千年发展目标”旨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而现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由193个成员国全员参与讨论，所有国家都不是局外人，所以各国都很关心，而且它的范围很广，这是自人类出现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光有经济发展和GDP是不够的，经济发展必须和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三位一体，这就是“千年发展目标”之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真谛。它现在有17个目标和167个子目标，各国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可自由选取。比如说，2030年消灭绝对贫困，有些国家没有这个问题，比如瑞士，但在非洲这就非常现实，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都来谋求发展。我相信“千年发展目标”之后再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会给人类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问：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获得国际认可的道路上会起到什么作用？

答：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方面，有很多很优秀，但有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会成为障碍。比如在介绍国家政策想法的时候，我们在介绍过程中往往会很拘谨，另外我们的话语方式不是很对路子，不是和人家交心，而是表示出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对我们的对外交往有一定障碍。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我们和他们沟通是不矛盾的，我们在对外交流时，可以很客气，很亲切很平常，不是情绪很激动的，我们把事实说清楚让别人去评论比我们自己去评论这那的效果更好。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在国际社会敢于交流、善于交流是不矛盾的。

问：你说青年应该增加国际视野，我很认同，我也常看《纽约时报》的报道，后来发现要“翻墙”才行，您对这个现状如何看待？

答：你讲的问题是个事实，但是如果你提高国际视野，就是看《纽约时报》，你就“悲催”了。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不民主，你不是民主选择，那我们放开视野，看看G20和联合国哪个更民主？当然是联合国，联合国有193个国家，G20是谁选举的？自己选自己，哪个民主？按照西方的观点，当然是联合国民主，但话又说话来，哪个更有效果，更有影响力？当然是G20。那我可以问问你，G20和联合国之间有没有意识形态问题？这其实是民主和集中的问题。联合国大会193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可以发声音，但是达成一个共识非常困难，安理会15个成员国，其中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它做决定就比较快而且具有影响力，可是15个成员国之外的国家说你们不民主，是你们自己选的，我们进不去。因此我们看问题，除了意识形态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思考？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和G20之间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但他们确实在解决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咱们再比如说，战后很多国家走的大多是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可是60年以来，有再出一个英国、德国或法国吗？没有。那为什么这些民主国家就不行呢？干掉了萨达姆、推翻利比亚暴力政权，人民是更幸福了还是更悲催了呢？

我讲的国际视野，是要综合来看，你盯住一两张报纸你会看歪的，你看了西方的大报，再听听自中东、来自非洲的想法，你才会对国际事务有全面的认识，我讲的国际视野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有些同学在对外交往的时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家一反问，没话了，再一问，急了，这就说明我们功底不够，对国际事务了解的不多，所以希望我们同学们在这个地方了解涉猎的广一些，要勤于思考。

问：作为在联合国任职的中国高级外交官，你是如何平衡个人情感与所在职位之间的关系的呢？

答：对我来说，确实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作为一个中国外交官，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了联合国，这话不灵了，人家不让你说了，因为你是国际公务员，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不能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作。联合国三个大机构：一、战争与和平主要由第一委员会，安理会来处理，政治事务部是专门负责战争与和平事务的，负责这个部门的副秘书长多数是美国人；二、发展，经社理事会，它是负责全球经济社会上会务发展的，比如我这个部门，共507个人，它负责可持续发展、老龄化、妇女、青年、残疾人、少数族裔、人口等问题，除了战争与和平和人权问题都在这了。那我们能不能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要照顾到全世界的发展需求同时能够向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穷人倾斜呢？完全可以。事实上我们也在这样做。比如说千年发展目标过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两大支柱，一大支柱就是减少全球贫困，这个就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利。第二，可持续发展。中国也是受益的，大家都说雾霾真苦啊，如果能够进行可持续发展，大家少吸点雾霾，总是好事儿啊。因此我觉得这个关系在初期有个转变过程，但是在今后过程中，我们是可以为我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需要帮助的穷人来服务的，这是我们经社部坚定不移的。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管政治，中国人管经济，那咱就把经济管好。谢谢！

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介绍党委书记姜锋）：

我在驻德国大使的时候，他是负责我们教育工作的参赞。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教育参赞，而且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大家不要笑，2009年，汉莎航空公司发生火灾，你们的姜书记听到以后，立即加入了抢险队伍，如果不是德国记者后来报道，我们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我对你们姜书记的介绍，还有一点，他来自孟子的家乡。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

我非常有幸和吴大使在德国使馆工作，这几年是我人生中学习很多的一个阶段。大使非常好学，学识非常渊博，刚才在我们学校视察的时候提出了问题，不瞒大家，我是感觉到汗颜的，因为他提到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原因、货币的相关理论，让我深觉得学无止境。这几年我一直在向大使学习，今天又让我上了一堂课，而且大使为人思想非常敏锐，在刚才的演讲中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大使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因为有学识的渊博和思想的敏锐，所以说话非常放得开，视野非常宽，就不像听一些领导人讲话一样有点八股。这是我一直向大使学习的。

大使讲话亮点很多，其中有一个让我觉得非常难忘。我们大学里面有学士、硕士、博士，大使来了一句最好还是“有什么都不士”，我把这个“士”理解为学士博士的士，这就是渊博，这就是综合，这就是视野，我们今天学到很多新的词，新的知识，“有什么都不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句话说，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你读完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全部读完之后还没有忘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有什么都不士”。第二，大使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非常智慧，刚才有同学问怎么翻墙啊，大使，我当时替你捏一把汗，我想这你怎么回答啊，大使回答到了国际的视野不能只靠看一两张报纸。当然，我也要向大使报告一下，这些报纸杂志我们图书馆都有。

今年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65周年。我们上外是和共和国一起诞生的，向您报告两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让我们所有的上外人为母校骄傲而自豪。第一个是，建校初期我们就有同学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经受过战火的洗礼，对国家和对人民的情怀是一直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第二件事，我也是非常骄傲地向大使报告，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大量的马列著作就是姜椿芳，我们的老校长带领校友翻译的。我自己是学德语的，所以这是我们上外非常骄傲的功绩，这就像是“两弹一星”。和大使说这些，是因为在大使的讲话中，时刻能够感受到您对民族的责任，忧国忧民，因为忧国忧民，才有了这样学习的精神，思考的精神，您甚至能够体会到思考有时候是痛苦的。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们国家的期望，这就是我们上海外国语大学追求的榜样。小富即安，自己可以到一个企业，多赚钱点，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坐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这是国家重点大学，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是希望培养出重点的人才，为国家服务，为民族贡献力量，这个国家需要大家。大使刚刚提到，你们也是90后啊，上个世纪的“90后”是为我们民族解放努力的了不起的一代人，未来双百的实现又要靠你们了，而我们则是跟着大使，为“90后”服务。谢谢。

吴红波副秘书长简介：

吴红波是中国资深外交官，也使中国派出的第八位联合国副秘书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自上世纪70年代起从事外交工作，曾经任我国驻德国、菲律宾大使，外交部驻澳门特区副特派员，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首席代表，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助理、办公厅主任、港澳台司司长、西欧司副司长；2012年被联合国任命为副秘书长，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