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刘中民:中东的2018:对抗 僵持 失衡

24.12.2018  12:43

对抗、僵持、失衡,构成了2018年的中东地区形势的典型特征。对抗突出表现为美国及其盟友沙特、以色列与伊朗的严重对抗,伊朗问题甚至有可能超越巴以问题成为中东的核心问题;僵持具体表现为叙利亚问题、巴以问题、也门问题等热点问题虽出现政治解决的希望,但在总体上仍处于僵持状态;失衡主要表现为受美国中东政策负面效应以及地区大国博弈的影响,中东国际关系的分化组合更趋复杂,地区格局持续失衡。

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的对抗全面加剧

根据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反恐、遏制伊朗、能源安全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战略利益。由于“伊斯兰国”实体在2017年被消灭,能源安全并无迫在眉睫的威胁,遏制伊朗便成为2018年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轴。总体而言,否定并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制裁、组织地区盟友对抗伊朗成为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主要内容。

2018年5月8日,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了对伊朗“极限施压”的12条苛刻要求,其内容主要包括伊朗停止所有铀浓缩行为、无条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停止导弹研发和扩散、停止支持中东“恐怖组织”、停止对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的干预等。此后,美国相继在8月和11月两次启动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制裁。美国制裁伊朗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就范,重新签署美国主导的伊核协议,同时通过强化与沙特、以色列的关系重塑中东的力量平衡。

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来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首先,为强化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并企图强推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其次,组建以沙特为中心的反伊朗联盟即“阿拉伯版北约”,并大力支持沙特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在“卡舒吉事件”中极力维护美沙同盟关系。

美国遏制伊朗的政策面临着以下严峻挑战和困境。首先,美国通过制裁迫使伊朗主动改变和内部生变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也很难改变伊朗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其次,美国的伊朗政策尽管得到沙特、以色列等中东地区盟国的配合,但沙特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沙特能否充当防范国际能源市场稳定的“防洪堤”,都存在不确定性。最后,全面制裁伊朗导致的不确定性可能冲击美国金融霸权,这是美国深层次的隐忧。如果在国际能源市场出现欧盟正在探讨的独立于美元之外的交易系统,这无疑意味着美国金融霸权的松动。

总之,遏制伊朗构成了2018年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主线。由于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在本质上是以较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以“离岸平衡”取代直接干预、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在中东的作用更多呈现破多立少的消极影响。美国遏制伊朗的政策是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形势急剧紧张的根源所在。

热点问题持续僵持,政治解决进程艰难

在2018年的中东热点问题中,巴以问题的跌宕起伏和僵持难解最为引人瞩目。5月14日,美国选择以色列“国庆日”亦即巴勒斯坦的“受难日”,在耶路撒冷高调举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开馆仪式,诱发了2014年以来巴以最血腥的暴力冲突,造成58名巴勒斯坦人丧生,2800多人受伤。

特朗普还力图强推巴以和平方案即所谓的中东和平“世纪协议”。2018年6月,特朗普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希望“世纪协议”能得到同盟国家的支持。据报道,“世纪协议”可能包括在约旦河西岸边界、加沙地带与埃及边界、戈兰高地主权等方面偏袒以色列,为未来巴勒斯坦国“首都”选址,推进巴以经济一体化等内容。该协议不仅严重侵害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领土主权,甚至也将对埃及对西奈半岛的主权构成侵蚀。但由于美国把更多精力投入遏制伊朗以及巴以问题的复杂敏感,所谓的“世纪协议”仍处在酝酿之中。在2018年年底,巴以冲突再度升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发生严重冲突,但由于以色列受到各种因素限制,才未对哈马斯大打出手,避免了冲突升级。

  此外,美国还施压沙特、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让步。这既使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面临阿拉伯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也有导致巴以冲突再度升级的风险,同时也给伊朗利用巴以问题进行反以、反美的政治动员提供了口实。

叙利亚问题同样僵持难解。在2018年,巴沙尔政权在俄罗斯支持下继续扩大和巩固其控制的区域,并把反对派挤压至伊德利卜,但却因各方压力一直处于围而不攻的僵持状态。与此同时,美国、土耳其、以色列都曾对叙利亚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土耳其甚至对阿夫林地区发动了长达3个月的军事行动。因此,目前的叙利亚事实上处于俄罗斯支持下的巴沙尔政权控制主要领土、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各自控制小部分领土的复杂状态。在政治和解方面,西方和俄罗斯主导的各种机制并行发展,尽管对停止暴力、缓解冲突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却难以就叙战后安排达成一致,也充分体现了域内外大国围绕叙利亚危机的复杂博弈。

也门冲突也处在僵持之中。自2018年5月以来,胡塞武装与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也门政府军围绕西部港口城市荷台达市展开激烈冲突,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随着沙特陷入“卡舒吉事件”的危机之中,美国取消对沙特情报和后勤支持,导致沙特对也门的空袭受阻。在此背景下,也门交战双方于12月初同意在联合国协调下在瑞典举行和谈,但其前景仍难容乐观。

地区格局持续失衡,地区秩序更趋混乱

从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外部因素看,尽管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对中东事务的投入,但其政策主线仍是战略收缩,同时也缺乏系统的中东战略。美国在中东不断减少投入、不愿直接介入的做法,使其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相对下降。尽管俄罗斯重返中东的步伐加快,但除了维护自身现实利益外,并无主导中东地区格局和构建地区秩序的能力;欧洲对中东的影响力仍在持续下降;印度、日本对中东战略投入加大,但影响力仍然有限。

总之,美俄主导能力和意愿的不足和其他域外大国能力有限的态势,导致外部大国长期主导中东地区格局的局面渐趋弱化。这是影响地区国家尤其是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区强国为寻求自身安全,不断扩张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原因所在。在不断变动的中东地区格局中,除沙特与伊朗的对抗继续加剧外,2018年地区力量的分化组合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沙特与土耳其的矛盾与摩擦加剧。近年来,土耳其与沙特围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问题、卡塔尔断交危机等热点问题多有不睦,其实质是双方争夺中东地区主导权、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逊尼派主导权、发展模式之争等一系列矛盾的体现。2018年10月以来,双方围绕卡舒吉遇害事件的外交争端不断发酵,不仅使双方的矛盾更趋表面化,而且对美沙、美土关系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在卡舒吉事件中,沙特最大的诉求是“止损”,即避免卡舒吉事件对沙特的国际形象,尤其是穆罕默德·萨勒曼的王储地位构成威胁,因此其底线是希望土耳其的调查结果不要把穆罕默德·萨勒曼牵涉其中,进而能够使穆罕默德·萨勒曼王储地位不致因此发生严重动摇。土耳其的诉求在于其在卡塔尔、叙利亚问题,尤其是库尔德问题上的现实利益,但其核心关切是希望通过沙特撬动美国,使美国减轻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以改善其近年来不断恶化的内外环境。美国已宣布该事件不会影响美沙同盟关系,但迄今为止土耳其依然对沙特不依不饶,该事件如何收场仍是2019年中东局势的看点之一。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尤其是海合会的分裂进一步加剧。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仍处在僵持之中,卡塔尔在2018年年底宣布退出欧佩克组织、国家元首缺席海合会峰会等做法,表明双方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在海合会内部,沙特、阿联酋和巴林成为反对卡塔尔的坚定力量,阿曼和科威特相对超然,卡塔尔陷入孤立,进而使海合会6国形成了“3+2+1”的碎化结构。

最后,美国推动构建对抗伊朗的“以色列—务实逊尼派轴心”,使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关系走近。在2018年,以色列与沙特、约旦、阿曼、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断升温,其根源仍在于美国的伊朗政策和巴以政策,即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解,争取阿拉伯国家配合美国的巴以政策,同时通过构建“以色列—务实逊尼派轴心”共同对抗伊朗。这种局面使长期存在的阿以矛盾趋于缓和,而阿拉伯逊尼派国家与伊朗的矛盾进一步上升,有可能使海湾地区成为继“新月地带”之后中东地缘政治的又一漩涡。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初审 / 编校 / 张乐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