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的“同济声音”（之二）
3月15日，全国两会胜利闭幕。我校多位代表委员谋良策、聚共识、出实招，为奏响“四个全面”的时代强音贡献了同济人的智慧。
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同济大学原校长万钢 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新常态更需要科技创新”。他表示，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实力显著增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基础研究和战略性领域涌现出一批世界前沿成果。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要努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促进大众创新创业，支撑国民经济发展走出一条新路。
医疗服务价格怎么改才合适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校副校长葛均波 建议，尝试对医疗服务打包收费。他说，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很复杂，需要在充分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合理的方案。同时改革要与药品、医疗器械定价以及医保报销等方面的改革同步。可以考虑对医疗服务打包收费。比如，植入一个心脏支架手术费加耗材费用规定是3万元，这个价格能够保障医院和厂家都不亏。医疗机构为了提高人工费，肯定会尽最大可能的降低耗材费用。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我校原副校长郑惠强教授 在接受《人民政协报》采访时呼吁，推进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他指出，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复杂的社会转型，多元化的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逐渐形成，重大行政决策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远不是政府和专家所能完全把握的。我们既要看到确实有个别地区行政决策存在短视性、随意性问题，不重视与公众沟通，“决策拍脑袋、执行拍胸脯、走人拍屁股”，造成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浪费。与此同时，通过调查研究，也呈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在重大行政决策的全过程中，我国公众参与热情有余、行动不足。如对上海市民关于城市规划治理参与意愿的抽样调查表明，85%的公众愿意参与，但是对城市规划不满时向职能部门和新闻媒体反映的分别只占28%和17%。他提出，明确公众参与不是形式上的代表或利益团体参与，而是市民的普遍参与。比如，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在社区定期或不定期开设讲座，讲解公众参与的过程，通过了解真实的参与，降低公众不切实际的期望；对公众进行参与意识的培养，充分采纳公众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建议，不使公众参与流于形式；通过推行电子政务，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
在参加教育界的小组讨论会时， 全国政协委员、我校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唐子来教授 希望能够更多地增加京外委员履职的机会。他说：“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去年全国政协工作最大的亮点。来之前我特意查了19场双周协商座谈会的题目和政协报对此的报道，特别好，希望能增加京外委员参会的数量，提供给我们更多履职议政的机会。”
跨省城市群如何协调发展，唐子来从专业角度给出建议。在接受《中国建设报》记者采访时，他提出，建立跨省城市群协调发展体制平台。唐子来认为，从行政区划的视角，我国的城市群可分为两种类型：跨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群（如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省级行政区内的城市群（如珠三角城市群）。对于跨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群而言，虽然目前是由中央政府负责城市群规划编制，但城市群规划实施的体制平台依然是缺位的。为了确保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协调发展取得实效，不仅需要编制好区域协调发展规划，还需要建立中央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参与的体制平台，这样才能组织实施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唐子来建议，参照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建立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实施的体制平台。以长三角城市群为跨省级行政区国家级城市群，建立由国务院主导和相关地方政府参与的城市群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在其他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建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导和相关地方政府参与的城市群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在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协调发展中必须明确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城市群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主要协调对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空间管制等议题；各个地方政府的内部事务应当留给地方政府自行处理。
在谈到治理交通拥堵的话题时，唐子来在接受《河北广电》记者采访时建议，汽车需求管理要用经济杠杆。他说：“对汽车的需求管理最好是用经济杠杆，而不是行政的杠杆来限行。也就是说你要使用小汽车，你在特定的地区、特定的高峰时间，你要使用小汽车，那你肯定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上海市委主委、我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杨健教授 建议，更加注重发挥台资企业的力量。他说，最早打开两岸沟通交流的是台商以及台资企业的到来。他们在制造业、先进农业、服务业都为大陆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大陆在经历改革开放、生产结构调整后，经济发展迅速。如果从目前的生产总值占比来看，台资企业总量规模较小，且对产业链的带动也不大。而且在新的经济形势压力下，很多台资企业问题重重，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需要。目前台资企业遇到的升级转型压力来源于生产成本上升、先进技术地位丢失、渠道拓展遇到决策性瓶颈、家族式管理、管理模式僵化和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让我们意识到台资企业作为一股特殊的力量，应当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