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编译所译丛|一套学术译丛的发展史

02.09.2015  13:47

19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十年,也是知识分子迎来思想解放、渴求与外部世界更多交流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各种关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引介工作逐步展开,出版界也迎来了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代表的大规模翻译出版西方学术典籍的第一波高潮。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88年,一个名叫“东方编译所”的机构在上海诞生。东方编译所是在汪道涵先生的指导下创立的,汪老组织聘请了一批海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学术委员,并亲自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便是推荐国外具有前瞻性的,并能开阔国人眼界的著作。汪老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先后推荐了一百多种图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列入了后来的“东方编译所译丛”。例如,目前仍长期占据国际政治类图书销售榜前列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内容及其地缘战略》,便是当年由汪老推荐的。东方编译所不仅负责遴选书目,当时还组织人员进行翻译,将翻译的著作集结冠以“东方编译所译丛”之名。对于译丛引进国外学术成果的意义,汪老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知己知彼”。而这正是出版“东方编译所译丛”的初衷,即要开放胸襟、海纳百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小荷才露尖尖角


东方编译所译丛”在创始之初,是一套具有高度开放性的丛书。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其学科设置具有高度开放性。“东方编译所译丛”出版之初,其定位是引进国外社会科学的经典及前沿著作,不限学科,因而所涉学科种类繁多,包括政治学、国际政治、哲学、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学科。例如,政治学学者的必读书目《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代表作《人的条件》(新版书名《人的境况》)等皆为当时“东方编译所译丛”的入选书目。二是其出版机构具有高度开放性。最初,“东方编译所译丛”并非由某家出版机构独立出版,而是由多家机构共同承担出版工作。除上海人民出版社外,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都曾出版过相关书目。因而,在那个阶段,“东方编译所译丛”并未统一装帧,其影响力的传播主要是依靠单本图书在读者中的认可度,并未形成集团优势,其品牌效应尚不显著。



2 首次改版立品牌


正因其初创时期的开放性,“东方编译所译丛”初期在各社会科学领域均已产生影响,但并未形成规模效应。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以后,经汪道涵先生提议、上海市委领导同意,东方编译所正式划入世纪集团,“东方编译所译丛”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家组织出版。这一举措,为“东方编译所译丛”搭建了一个新的统一平台,为其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东方编译所译丛”第一次改版。此次改版,意在从形式上对丛书进行统一,而在选题结构上仍保留了原先的多学科设置,凡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作品及对学科发展具有建设性作用的前沿研究都是译丛遴选的范畴。其中,既有如左翼近代史大师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当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沃尔特·李普曼的传播学领域奠基之作《公众舆论》、伯兰特·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等社科经典著作,也有像《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这样谈论人类与自然之间互惠关系的小清新的社科普及类畅销作品。在2000年到2005年9月期间,译丛共出版图书27种,除了上述这些多学科著作之外,大部分为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类译著,其中不乏像《大国政治的悲剧》、《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纷争》等至今仍常销的学科必读图书。因而,在这近六年的时间中,“东方编译所译丛”更多的是为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所熟知,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3 专业定位谋发展


2005年,是“东方编译所译丛”又一个关键年份。在这一年的十月,译丛再次全面改版。相较于前一次的改版,这次改版采用了国际学术图书较为流行的小16开开本,并且封面采用了较为简洁且辨识度较高的设计理念。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改版并不是简单地改开本和装帧,同时还对译丛进行了重新定位,从原来开放式的选题结构,收缩为以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两个细分领域,下设“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两个子系列。


译丛的这次选题结构调整,与整个世纪出版集团的战略规划有着较大的关系。2005年,世纪出版集团推出了“世纪人文系列丛书”,这套丛书的宗旨之一便是“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其选题范围包括了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和最新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东方编译所译丛”的选题方向有所重叠。译丛何去何从成为了当时的一大难题。为此,经过慎重考虑,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蔚文提议保留“东方编译所译丛”,今后将着力于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此议得到时任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的支持。这项决定不仅解决了“东方编译所译丛”与“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如何并存的问题,而且为译丛之后在专业化道路上的大踏步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扩大了译丛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的影响力,充分体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专业打造最优秀”的办社理念。


改版后的“东方编译所译丛”在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选题更具专业性和系统性,涵盖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三大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建构主义大师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都是译丛的常销品种;除上述经典作品外,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罗伯特·吉尔平、彼得·卡赞斯坦、小约瑟夫·奈、罗伯特·杰维斯、巴里·布赞、玛莎·芬尼莫尔、海伦·米尔纳、约翰·米尔斯海默等诸多当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著名学者的代表作均在译丛的书单之列。在政治科学领域,以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领衔,罗伯特·达尔、查尔斯·蒂利、盖伊·彼得斯、西达·斯考切波、杰克·戈德斯通的代表作在近十年中纷纷被纳入译丛。改版后的两个子系列分别以墨绿和深蓝为封面主色调,因此被读者亲切地称为“绿皮书”和“蓝皮书”,成为该领域公认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套丛书。



4 精益求精扩影响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东方编译所译丛”已经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译丛,而近十年的专业化发展更是受到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界的一致认可,成为了一个知名品牌。在2012年公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排行榜”的“政治学论文引用国外学术著作前十名”中,译丛中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大棋局》和《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包揽前三名。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秦亚青教授对于“东方编译所译丛”有过高度评价,他认为:“东方编译所译丛”是国内最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理论翻译丛书之一;这些著作的翻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和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提升了中国在这两个学科领域的整体学术水平。


尽管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认可,但译丛并未在前进的道路上就此止步。走过近三十个年头的“东方编译所译丛”一直以来以学术出版物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案头上,其知名度所及基本限于学者圈内。近年来,随着全民读书热潮的再次掀起,以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倡导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思想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大众读者对于通过阅读经典来提升自己的人文社科素养有着迫切的需求。结合时代对于阅读经典的呼唤,上海人民出版社近年来一直在探索普及学术经典之路。作为其旗下的品牌丛书, “东方编译所译丛”在第二次改版十年之后于2015年迎来了这个大家族的新成员——精装书系。译丛于近百种在售品种中挑选《大棋局》《大国政治的悲剧》《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作为精装书系的首批图书。这三种书的共同特点是,既是学术经典,但又非纯理论读物,理论与大量案例结合,再加上通俗易懂的语言,使得普通读者也能轻松理解其要义。精装书系的装帧设计并未沿用原有的偏学术的设计风格,其目的也是为了减轻读者对学术经典的畏惧感,使学术经典以更为亲民的形象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从而让更多的读者感受到经典的魅力。


回首1988年至今,从初创时期的综合性社科译丛,到现在拥有近百种品种的专业学科品牌译丛,从影响仅限学术圈,到现在为更多读者所知晓,从装帧设计的无一定之规,到高辨识度的统一形象,“东方编译所译丛”这27年来一路走来变化颇多,但不变的是“开放胸襟、海纳百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初衷,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服务读者、服务学界、传播优秀思想文化的信念。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2015年8月5日)所刊载的《“东方编译所译丛”卅载变化中不改初衷》报道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