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东京审判＂ ＂大部头＂文献意义不仅限于学术
原标题:铭记“东京审判”
5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及3卷《索引、附录》出版，这套书对日军在二战中犯下的各种战争罪行及其证据进行了集中展示，也是对日本右翼否认侵华暴行的最直接、最有力的驳斥，弥补了研究的学术空白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出版了5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及3卷《索引、附录》。两年前的2013年，80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
都是“大部头”的书，很多人看到新闻，一瞥而过。毕竟，乍看一眼，这就像是件“小圈子”的事。但若稍加解释：69年前的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东京审判”正式开庭。很多人就会下意识地觉出它的重要性来——在历时两年半的多次庭审上，日军的侵略暴行被一一揭露，多名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
而对于东京审判过程中被法庭认可采纳的这3915件证据，以及5万条索引，这是第一次完整在国内出版。
不少人愿意了解其中的故事；而当下我们要做的，除了铭记，还要吸引来“90后”、“00后”的年轻人，认真对待其中的故事。
数十年的研究空白
听说书要出，大家都真是欣慰，来了很多专家开座谈会。
专家们觉得这套书意义重大——证据还有索引，涵盖所有重要的资料，按顺序排列，由人名、地名、事件名、文献名与其他名词索引所组成，与庭审记录既有交叉，又有补充，两者互补，构成系统性的法庭审判文献。不仅对日军在二战中犯下的各种战争罪行及其证据进行了集中展示，也是对日本右翼否认侵华暴行的最直接、最有力的驳斥，弥补了研究的学术空白。
可真是盼了多少年啊！
梅小侃讲得很动感情，她是参与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之女。她特意翻出父亲1961年写过的一篇文章，读了几段，其一是：
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以及纳粹的种种暴行，请参阅《纳粹战争罪行录》，这本书在描述方面很科学，获得了高度评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出版过这样一本书，这不能不引起我国出版工作者、历史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注意。
另一段大致是这样的：
据今年6月17日共同社报道，日本出版了《原子弹灾害白皮书》，这本书对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的暴行做了描述，并且肯定了两地受到伤害的人数，共计32万，这部书的教育意义是深远的。遗憾的是，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我们只是在西洋人的纪实和照片里看到过记载，我们自己没有出版过类似的书本，也没有全面、科学、有综合分析的专著。在调查研究之后的今天，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对这个缺陷应该补救，不应该淡然置之……
梅汝璈先生还在文章中写道：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我觉得应该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和编写宣传的工作，至少可以把人民亲历目睹的敌寇暴行作为选题资料之一。
这几段话放在今日，依旧句句恳切。
据梅小侃回忆，梅汝璈当时就有很急迫的感觉——
他下班回家，就坐在书桌上翻资料、写东西，孩子们是不敢动他的书桌的，都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但从他的神情看来，肯定是“非常严肃的东西”，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梅小侃后来才知道，他写的就是东京审判，已写了法庭的组织结构、法律根据、程序等，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定罪量刑，他来不及写完……
实际上，在梅汝璈尝试写书之前，东京审判的相关文献在我国也曾出版过，在审判结束后不久的上世纪40年代，倪家襄的《东京审判内幕》出版；1953年，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出版；可在那之后的数十年，别说关于东京审判的证据、细节及研究，就连“东京审判”四个字在国内也几乎看不到了。
原因种种。可毕竟，事实总是事实，历史总会在适当的时候，还原其最接近真相的样子。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东京审判”四个字在国内再次出现，但并不多见，少量的读物有梅汝璈法官未竟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日记残卷及余先予、何勤华的《东京审判始末》等，但只涉及基本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委员步平坦言，2006年中日两国政府确定进行历史共同研究时，他就意识到东京审判肯定是两国讨论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他就想找一些证据和资料。“但是说实在的，那时候国内根本买不到，只能很仓促地从日本买回一套来。”步平感慨道。
文献意义不仅限于学术
对日本和英美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我们以前做得实在不够。
近年来东京审判受到国人关注，一部分原因，还是影视作品的功劳。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告诉记者，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和证据，英美从上世纪80年代就多次结集影印出版，而日本法务省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搜集相关资料，从上世纪60年代便影印出版。
在文献资料搜集出版上的“落后”，或许很多人觉得“没什么”。但最让人担心的，是日本某些政治势力和学者，早已开始用历史学的方法，利用证据和细节上的纰漏之处，对东京审判提出各类质疑——
比如说，东京审判是不是只有“中立国”参与才能保证公平？是不是战胜国参与的审判就是“胜者的审判”？日本和西方列强近代的表现是否不同、“侵略”有没有标准？“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是不是前无所承的事后法……
类似的所谓“研究方法”和质疑，也出现在对南京大屠杀问题上。
程兆奇给记者举了一例——
东京审判证据第327号，是南京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陈光虞的“宣誓供述书”，题为“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其中说到在南京对日军暴行调查时遇到的困难：“此间因敌方欺骗、妨害激烈，民气消沉，自动举发者甚少，即派员访问，亦竟有噤若寒蝉，或否认其事实。”
这句庭审时的“日语速记”，曾被多位日本学者引叙质疑：调查发生在日本投降数月之后，南京怎么还有“敌方欺骗、妨害”，为何老百姓还不敢说？
如果世界上只存在这份日语速记，那真是叫人看不懂了！所幸，“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的原始文本还在，原文是“惟此间经敌伪摧残最烈，民气消沉……”一看便懂！和日语速记的“证据”，意思全然不同。
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类似这样在“证据”上的针锋相对，非常少。程兆奇曾在日本生活过，在他看来，一些研究东京审判的日本学者会为了一张照片、一条证据满世界去找，他们质疑南京大屠杀、质疑侵华战争常是“有证据”的，而我们常常提“正义的审判”，却没有从证据上驳倒他们。“以后，我们要回应他们的质疑，至少要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程兆奇说。
有人说，那只是“学界争论”，关老百姓什么事？
步平特意看了今年5月3日的日本《朝日新闻》，那一天是东京审判正式开庭的69周年纪念日，据《朝日新闻》的调查，表示非常了解东京审判的日本民众为3%，有些了解的占30%；认为审判公正的占16%，而认为是“战胜国单方面审判战败国不公平”的，竟占32%……
正因为事关东京审判，对于这些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意义，便不可能仅仅限于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