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台湾“民歌之母”陶晓清

　　日前，受金桥国际“40·20音乐主题活动”的邀请，素有台湾“民歌之母”之称的陶晓清来到上海，与儿子马世芳、乐评人孙孟晋一起，回顾了台湾民歌时代近40年前的流金岁月，重温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在此之前，陶晓清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晨报记者的专访，年近70的“民歌之母”自言像完成学生作业一样，花了1个半小时仔细回答。

　　 推动民歌曾准备好挨骂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推动台湾民歌时代到来之前，上世纪60年代，您作为介绍欧美流行音乐的电台节目的主持，很想知道当时滋生“民歌时代”的土壤是怎样的？

　　陶晓清(以下简称陶):做这样的一个节目，我当然是很开心，但它的成就感没有像我后来做民歌的时候那么高。因为我那时也办演唱会，当时有首歌《We''re An American Band》很流行，那些台湾小孩子，每一个人都要唱，有一个晚上四个团唱了这个歌。我那时就在想，什么时候可以自己来写点儿歌。结果隔了十年，1975年，杨弦在中山堂的那场演唱会前半场仍然是唱西洋歌曲，但下半场就是余光中的诗编成的曲，我在台下就听了挺讶异，尤其他们邀请余光中老师上去朗诵《乡愁四韵》，然后再唱。

　　记:回忆起来，当时台下的场面有多热烈？

　　陶:我不太记得台下观众的反应，我记得自己非常喜欢当晚演出中的一些曲子，杨弦借了实况卡带给我，我挑了其中的3首在节目中播出。

　　记:一个播放欧美流行乐的电台节目，突然放“自己的歌”，这是怎样的冒险举动？

　　陶:那时候的确蛮冒险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会有人写信来骂我。不过，播出后反而有一大堆人说他们也写了自己的歌，希望能播出给大家听。这个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欲罢不能。这样就开始了我的“不归路”，到后来就成为“民歌之母”了，实际上我只是推动民歌“摇篮手”之一。

　　 《天天天蓝》诞生于客厅

　　记:您家的客厅曾是台湾名闻遐迩的“民歌客厅”，定期举行沙龙，许多日后影响华语歌坛的大牌人物，都曾来到这里，这个“客厅沙龙”是怎样形成的？

　　陶:其实是因为我当时和我先生买了房子，用光所有的钱，没钱买新家具了。全部铺上塌塌米，客人来了，只要放一个矮桌就能席地而坐，人数多少都没关系。我家来往交通方便，大家都爱来。不过，我们并没有定期聚会，只是经常会开会讨论一些议题，比如要举行演出啦，或是要去哪里办座谈会啦，又或是什么人刚好写了新歌，就约了几个人一起来听听。

　　记:听说《天天天蓝》就是从“民歌客厅”走出去的？

　　陶:《天天天蓝》这首歌讲起来很有意思，我们家的客厅不光民歌手会来，因为我先生是个作家，所以我们家也有很多作家的朋友会来。有一年我先生跟着他们学校的访问团到美国去，在那边认识了《天天天蓝》的词作者卓以玉，教他们唱这首歌，团里每个人都说这个歌很好听，也很容易唱。先生回来以后就唱给我听，那个时候我刚好要办一个音乐会，在筹备的时候，吴楚楚就说这首歌很好，要拿给潘越云唱。

　　《天天天蓝》那个编曲的概念来自非常有名的《梁祝》音乐。吴楚楚说，他把这个《梁祝》拿去给陈志远听:“《天天天蓝》的编曲我要这个味道。”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天天天蓝》。

　　另外要提到的一个人就是苏来，他在我们家认识了席慕蓉，他把席慕蓉的诗谱成了曲以后，在我家的书房里自弹自唱，唱给席慕蓉听，结果席慕蓉听了非常感动，她就告诉苏来说:“我的词、我的诗随便你用。”所以后来苏来才把席慕蓉很多的诗，出了一张专辑。

　　 当年的音乐人都很有热情

　　记:民歌时代开放、自由的空间，是如今我们所怀念和憧憬的，当年这些音乐人的状态，和现今音乐人有何不同？

　　陶:其实，那时候的人环境跟现在比起来是很不自由的，也没那么开放。我那时认识的多是能创作能演唱的弹唱人，多数也都还在学校念书，来我家的这些年轻人几乎都很有理想和热情，我们举行的音乐会多半都是针对某一个主题而唱，大家一起计划内容，事后还开检讨会，很有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谁在做类似的事情？

　　记:即便是在唱片工业几近颓靡的这十多年，相比大陆、香港地区，台湾音乐人的“原创”精神，仍然为华人地区称道，比如像张震岳、张悬、陈绮贞等等，不管音乐风格多么不同，都坚持自己写，自己唱，您觉得为什么这片土壤的“原创”精神如此顽强？

　　陶:我相信这和当时发现他们天分的公司老板很有关系，当年就是看上他们有着这份能力以及理想。年轻人有话要说，可以在写文章写诗之余，用音乐来表达，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不过，我也听过一些大陆创作歌手的作品，我认为也相当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