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的传奇一生

　　位于茂名南路近淮海中路的锦江饭店饮誉海内外，锦江饭店的首任董事长是一位传奇女子董竹君，她出身贫寒，曾被抵押青楼，后嫁入豪门，却不堪忍受丈夫的庸俗而离家出走，被称为中国的“娜拉”。之后，董竹君在上海滩成功创办了别具品味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并以锦江资金资助革命事业。解放后，董竹君又将全部资产上交国家，将两店合并为驰名中外的锦江饭店。

　　 把餐馆当成文化事业来经营

　　董竹君最初创办的是锦江餐馆。

　　1935年，董竹君在大世界附近的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租下了一幢单开间一底三楼三个亭子间带晒台的店房。然后，把底楼作为店堂，摆4张小桌，卖客饭，二三楼两间以及两个亭子间，辟为雅室，自己亲任餐馆经理。

　　餐馆采用家庭形式，命名为锦江小餐，于1935年3月15日正式开业。为什么取名为“锦江”呢？因为四川成都东门外有座景色优美的望江楼，望江楼所望的江就是锦江。当时，成都又称锦城，以盛产锦缎得名，据说丝绸在锦江濯洗后特别光彩。所以，董竹君在替自己创办的川菜馆取名时便很自然地想到了“锦江”二字。她还将竹叶作为店徽，并在餐馆的白色瓷碗碟羹匙上都缀以疏疏落落的蓝色竹叶花纹，蕴涵竹君的名字和清雅的意境。可以说，董竹君一开始创办锦江川菜馆就不仅仅是一种纯商业的行为，而是把它当成文化事业来经营的。开张后，各式人等既为品尝“锦江”川味新美食，又为慕董竹君这位奇女子之名，呼朋唤友纷至沓来，竟然楼上楼下人满为患。南腔北调的客人一致称赞：“锦江的川菜果然与众不同，看着嘴馋，吃起来味道好极！”食客的口头广告威力无比，“锦江菜好吃”的赞誉四传，天天顾客盈门。不久，董竹君又设法租下了店堂左右几幢房子，扩充后的锦江小餐增设了大小雅座十几间，散座二十多桌的大小餐厅各一间，可以供300人同时用餐，并改名为锦江川菜馆。

　　锦江川菜馆不仅菜式精良，而且中西合璧的环境布置在当年上海滩独树一帜，这些全部是由董竹君亲自设计、监制的。在锦江川菜馆有一间餐室和其他房间隔离，显得格外雅静。这个隐秘的餐室是董竹君特地为革命同志秘密聚会以及为她自己与有关人士联系、掩护方便而设置的。因进这一餐室的顾客不一般，菜价也相应较高，所以名为“特别间”。特别间也是当时闻人雅士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设宴应酬、谈话所喜爱的房间。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就提到当年在锦江饭店吃饭照例只签字不付钱。有时，他们也在这“特别间”吃饭开会。董竹君认为，再好的陈设布置若无鲜花点缀，室内气氛就会陷于沉郁。因此，锦江是根据各个房间墙壁和家具的颜色来配置与之色彩协调的盆景、花草，室内还摆设着意大利雕塑台灯等。锦江餐桌上的用具如台布、杯、盘、碗、碟等，都以深浅蓝色竹花为标志，并按不同价格的酒席宴会使用不同的碗盏和银器以及筷子、台布和其他装饰。锦江还特制有红木文房四宝匣，匣面用黄杨木镶上“双双燕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落款为锦江主人制，乙亥（1935年3月），内贮精造纸、墨、笔及端砚。当年，唯锦江独具这种雅士风格，甚为客人喜爱，引来不少文人雅士在此泼墨挥毫。四川菜的特点是各菜各味，重视色香味。官场酒筵和民间菜式不完全相同，前者讲究、细腻、轻辣，后者简单、重辣。锦江把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进行改良，注重色香味形，菜肴采用轻辣，讲究刀法和造型美观，使中外人士、南北顾客的口味都能适应。锦江的香酥鸭、纸包鸡、干烧冬笋等菜肴经常得到中外人士的赞赏。如锦江开门后改良的第一个菜就是在一大碗雪白的燕窝当中放入一粒蜜饯的大红樱桃，在香酥全鸭的盘边周围镶上有色蔬菜。有些名贵的菜肴，还镶拼一些蔬菜制成的花鸟之类，使食客有精致美妙之感，同时，还备有以往只在绍兴酒店出售的绍兴酒，这些在当时都属创举。其定价虽比任何一家同行都高，但营业额依然与日俱增。锦江川菜馆成为当时上海饮食业里最著名的去处。

　　 在法国公园附近创办锦江茶室

　　抗战前夕的上海，共产党员、左派人士无恰当的联络地点，一般的社会人士也没有一个适宜的喝茶、谈心、商讨事情之处，先施公司楼上虽设有大东茶室，但庸俗不堪。鉴于此，董竹君便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的华龙路（今雁荡路）租赁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大厦北部楼下邹韬奋先生所开的生活书店南隔壁的房子，开设了约有四十几张台桌，能容纳顾客二百余人的分店。上下午卖茶点，中午和晚上卖饭菜，命名为锦江茶室，于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的生日那天正式开张。

　　锦江茶室开幕前，董竹君登报招聘女服务员，由于是上海第一个公开招聘女服务员的，来应聘者很多，而且多数是高初中毕业生。她们进店后，在董竹君的培训下，服务灵活周到，态度好，作风正派，博得社会舆论的好评。各界人士和法国公园的游客纷纷前来，营业盛极一时，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茶室开始只有一大间，半年后扩充为楼上楼下的雅室。与锦江川菜馆一样，茶室的装修也是由董竹君亲自设计监工的。茶室的门面采用淡黄色新式砖砌墙，横装一排大红色霓虹灯招牌，上面是中英文的锦江茶室字样。进门便是大厅，面对大门的整座墙上挂了一幅“四川灌县索桥”大油画，有时换挂“地中海峡”大油画，画面气势雄伟。进左边门向左拐弯是一大间雅座室，在右雅坐室顶上建有半边楼的雅座室。楼下雅座分左右两边，沙发座椅，桌上放置鲜花，墙端装置着一盏盏倒挂茄子形的磨砂玻璃灯。正中顶上挂着一盏大圆形铁架、西班牙式的米色蜡烛电灯。左边墙上装有两盏法国式五彩瓷盘蜡烛壁灯。房间的末端设有红木雕刻琴桌，摆有盆花。右角是有专人看管的厕所。从左侧的座位起，整个墙壁是一幅“荷兰农村风景”大油画。

　　从雅座室左角开始随着半圆形磨砂玻璃柱转到楼上，屋顶和周围墙壁都以柚木包装，沃克木打蜡地板。左右两边设有14套双人玫瑰红沙发桌椅，置放五彩靠垫。左边墙上开了14个圆顶小窗口，窗口下吊一盏西班牙式绿色磨砂玻璃灯，逢年过节则换上红色的灯。两边座位桌上都放置鲜花，墙上也有倒挂的茄形磨砂灯，茶室内共设置220个座位。布置优雅整洁、安静舒适且颇有独特意境的锦江茶室被人们称之为“铸情楼”。一时间成了当时上海革命人士、进步人士集会商讨国事的集中场所，也是上海各界人士聚会讨论的地方。在锦江茶室后墙有一条暗弄，通道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连元昌里外的永业大楼。当时，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共领导的“上海各职业界救亡协会”的秘密活动中心。

　　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每天平均有顾客八九百人，并逐步闻名中外。凡国内社会名流、各界知名人士无不来过锦江，有些还是锦江的常客，甚至世界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等凡来上海也都成了锦江的座上客。当时，香港、台湾、巴黎都出现了冒牌的锦江餐馆，甚至美国洛杉矶城PICO大道上也有冒牌的锦江餐馆，可见其影响之大。

　　董竹君还组织了一个11人的生日会，按每人的生日次序，每月在锦江聚餐一次。会员有著名摄影家郎静山、上海申报馆副总编辑卜少夫、哈同的女婿周干辅、大公报编辑著名记者张篷舟等人。通过11人共餐生日会，董竹君得以了解社会各阶层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有助于她的革命工作和改进营业。1937年阴历正月初五是董竹君的生日，11人集会在锦江团拜，并贺竹君生日，当天郎静山先生特制竹叶一帧，易君左先生作诗一首，诗曰：“新春第一报平安，更报乾坤改旧观；随意摄来三二笔，梅花共寿拥清寒。”半个多世纪来，竹叶和诗一直悬挂在董竹君家的客厅里。

　　董竹君的每次扩充，都是大胆地先行打出限期空头支票，待装修完毕，扩大营业增加收入后再来兑现。这种做法，自然引起锦江工作人员和她的朋友们担心，唯恐装修扩充后，生意不好，会导致亏本，万一退票锦江就要因失信而关门。但每次扩充后，生意照样兴旺，锦江也终于得到了银行的信用支持，所以董竹君打出的空头支票从未被退过。为了使职工安心工作，董竹君把锦江职工的待遇提得比一般店家高得多，每月17日的发薪日，自开业的1935年到1951年的16年内，始终雷打不动。锦江满十天必分小费，到年底，还发给年赏，且赏罚分明。逢到淡季，还额外发给津贴补助。职工或家属生病或有其他困难，则尽可能给予帮助解决。这些都提高了锦江职工的归属感，大家在锦江感到心情愉快。

　　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住在上海高乃依路（今皋兰路）捷克人开的公寓里，董竹君怕有人暗害他，每天三餐特派锦江忠厚的职员邓明山负责专送了一个半月。郭沫若因此曾写过一首诗赠送董竹君，诗云：“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后，董竹君一面集中精力经营锦江两店，一面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她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丽都花园内开设“暑期锦江餐厅”，盈利所得全部捐赠给抗战事业。1938年，董竹君又和《大公报》女记者蒋逸宵共同商量创办《上海妇女》半月刊杂志，由于当时办杂志的惯例至少要有7名发起人，故邀请中共党员姜平、许广平、作家黄碧遥、戚逸影、沈德钧等共12人为发起人。董竹君负经济全责和对外事务，蒋逸宵任总编辑，姜平是副总编辑又是撰稿人，其余同志为该刊投稿人。1938年4月20日创刊号出版，18个月内共出版了36期，在上海起到了极其良好的社会影响，1940年2月左右被迫停刊。

　　抗战期间，锦江两店成为各界著名人士以及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左翼文化界人联络、接头、开会的主要据点。当时，夏衍、潘汉年等也常去锦江用餐，董竹君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如让他们专用“特别间”，配以最可靠的招待员，菜价也十分优惠，甚至签字了事。此时，凡属抗日救国和对革命工作有益的事，锦江总是鼎力相助。

　　上海沦陷后，董竹君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决定暂时离开上海。离沪时，她把锦江两店的店务安排妥当，于1940年冬，搭乘荷兰渣华轮公司的轮船，启程赴菲律宾马尼拉，和女儿国琼住在一起。第二年春天，董竹君的女儿国也来到菲律宾，母女三人便住在一起。到了菲律宾不久，董竹君就想在马尼拉开设锦江分店，没想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她被阻于马尼拉市，先是住在郊外废弃的空屋里，每天清晨搭乘进城马车，往返几十里路做跑街生意。一年后又移居城内海边森林后面小巷内的一排贫民房屋中的一所有楼的空房，除继续上街做跑街生意外，还天天去海边远望7号码头，企盼早日有船可回归祖国。后来，董竹君母女又迁居到海边一个叫“巴赛”的居民街一幢二层旧楼房内，住了不到一年，又搬进附近的公寓房子。1943年11月后，战局越来越严重，人心惶惶，人们不敢随便上街。董竹君母女就此闭门不出。为了节约开支，又搬到一家设有防空洞的房子对面的吊楼上。1945年1月，董竹君通过华侨协会买到一张日本红十字会经台湾转道上海的一条难民船的船票，一路上历尽艰险，终于在1945年2月1日，即阴历除夕的下午，到达上海凡尔登花园31号的家中，她的两个女儿则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回到上海。

　　 为地下党创办秘密印刷所

　　1945年春末，董竹君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决定创办一家秘密印刷所，准备在新四军进攻上海时，出版报纸、印文件、地下党指示、宣传品之用。当年夏初，董竹君从锦江抽出一部分资金由任百尊出面盘入马浪路（现名马当路）377号原永业印刷所，秘密经营。1946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成立了上海局，董竹君的关系就落在上海局，锦江两店遂成为地下党的秘密正式联络点。永业开始营业不久，为掩护工作和革命同志，董竹君于当年夏末在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163弄6号的三层楼房中租下一、二层和楼底后面小间、厨房及汽车间，把家搬迁了过去。董竹君居住其间时，受地下党指示，把家作为革命同志碰头会的地点，为了掩人耳目，她还约请了几位有职业的中青年常到那里打扑克牌玩耍，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这幢房子的三楼住着上海小姐王韵梅，在当时竞选上海小姐时，四川军长范绍抛出七千银元才使王韵梅摘得桂冠。因此，范绍经常出入王家，董竹君在此居住，无异于住在老虎口下，殊不知，在白色恐怖时期，虎口倒反而成了最佳的避风港，其智慧可见一斑。

　　当年9月，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一些学生联络了一批文艺爱好者，其中有的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一起成立了麦籽社，筹备出版综合性文艺刊物《麦籽》，由何舍里主编，办刊物的经费是从锦江抽出的资金。此时，盘入的永业印刷机器设备已不敷应用，董竹君又从锦江抽出30两黄金在麦色尔蒂罗路43号盘入协森印务局的全部机器设备及一楼一底房屋，仍用协森印务局店名开设，由董竹君任董事长，任百尊任经理，依然是秘密经营，承印《麦籽》半月刊等。不久，周总理的秘书陈家康指派程克祥找到协森。程克祥用解放社、灯塔出版社名义出版《解放》杂志、党的“七大”文献。这两种书刊当时不向社会局登记，也没有发行人和社址，实际上是秘密印刷，由程克祥一人负责发送全市书报摊销售。《解放》杂志出了三期，因被特务撕毁、没收，不准发售而停刊。而灯塔社则连续出版了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朱德著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综合新华社报道的“双十协定”国共谈判过程为内容的32开本《为和平而奋斗》等书及《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这许多党的重要文献，在抗战胜利后的蒋管区还是第一次印刷出版，它如同灯塔，刺破重重迷雾指明了中国航船的航向，成为白区人民的精神食粮，曾一版再版，深受各界人民欢迎。

　　1945年底左右，《生活知识》《人人周刊》《时代学生》《新文化》《教师生活》《银钱报》等都来协森承印，董竹君又增加投资，扩充了协森排字房，增添了铸字机等设备。此时，协森的生产能力已达到每天可以出一本杂志与两万字的一本书了。1946年2月，中国灯塔出版社以党的整风文献23篇为内容出版的灯塔小丛书共14本打成纸型，不断再版，起初由上海书报联合发行所代发行，后被特务干扰，即改由地下党组织传送。

　　1947年初，为在上海掩护建立地下交通站，董竹君又出资创办了美化纸品厂，厂内附设图文出版社，出版《花花世界》画刊，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花会”黑暗面，编绘出版进步连环画，如《打渔杀家》等。秘密油印揭露国民党特务张春帆谋害著名越剧演员的《筱丹桂之死》等，通过组织分发各工厂，支持工人斗争。

　　协森印务局经营一年余，经济周转全靠锦江两店随时调拨资助。内战全面开打后，嵩山路警察局特高科长借故到协森找经理谈话，此人乃戴笠的徒弟，种种迹象表明，协森已不宜存在下去了。后经研究决定将协森停办转卖出去，然后，再从锦江抽资和卖掉协森所得50两黄金以及外股共80两黄金盘入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69号育才印刷厂的全部生产机器设备，改名“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仍由董竹君担任董事长，任百尊任总经理，于1947年8月正式开业，公开经营。按党的指示尽可能办成灰色，突出商业性质。美文的工人职员大都担任地下党的隐蔽工作。当时，地下党工委时常有秘密印件交来秘密排印。美文印刷厂建成后不久，党中央指示在上海———台湾———南洋开辟交通线，便于这些地区的党组织联系，董竹君又在上海南京路东大陆商场楼上合资创办了锦华进出口公司，后来，又在台湾设立了分公司。

　　1948年5月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市面萧条，物价一日数涨，“美文”天天入不敷出，亏损严重。同时，局势紧张，印刷厂已被军统特务密切注意，故党组织指示停业。锦华公司也因上述原因关闭。当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废除“法币”，以金元券代之。同时，政府法令规定：店铺、厂家只允许有两个月的存货，董竹君分析后，估计金元券最多不过三五个月的寿命。而金元券贬值、崩溃后，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抢购局面，届时，一些实力不足的厂家、店铺，就会倒闭。处于如此险境中的锦江，必须及早采取措施才能免遭灭顶之灾。于是，她采取借进金元券囤积货物，一俟金圆券贬值、崩溃，再将存货卖出少许，就够还清欠债。这样决定后，董竹君断然采取了冒险挽救锦江的紧急措施，她到处拉借友人换来金元券，冒险囤货。因为怕走漏消息，只好悄悄地将买进足够一年用的存货存放在别处，又偷偷地在半夜里做好两套账目，以防万一税务局查账。待一切准备妥当后，董竹君在1948年9月12日乘飞机到北平去游玩了。临行，她吩咐助手胡芋如，若在9月底金圆券有变动，就立即拍电报告知。9月25日，董竹君接到胡芋如发来的电报，即赶回上海。一到上海，就发现上海市面混乱。金元券失败后，又开始什么银元买卖，并出现了卖银元贩子。银元分大小头，大头是袁世凯像，小头是孙中山像，售价不同，搞得人心惶惶。到1948年底，原先460元能买一担的大米已涨到一万元一担了。

　　出世仅几个月的金元券就此寿终正寝。而锦江由于董竹君的智慧总算是有惊无险，这可以说是锦江从创办以来遭遇的最大的一次风险。

　　 解放后两店扩充为锦江饭店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宣布了上海的新生。上海刚解放时，市面比较萧条，致使酒菜业生意一度衰落，锦江两店亦不例外。此时，董竹君将自己住的愚园路房子顶出，贴补店内开支。一家人则搬到房租虽高但不须出顶费的法华镇路（今新华路）336号大花园洋房居住。

　　1951年初春，上海市公安局及市委决定，在上海设立一个招待中央首长、高级干部及外宾们的安全而有保卫工作的高级食宿场所。认为锦江这块国内外著名的牌子以及董竹君在上海的名声和她一手培养成熟的业务人员最适合担任这一任务。于是，便派人通知董竹君迅速把两店迁移到长乐路89号的华懋公寓内，扩充发展，当时称之为十三层楼。在锦江两店的全部人员及其他一切设备的基础上，扩大成为饭店。

　　董竹君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激动，她无所顾忌地毅然将自己十六年来含辛茹苦经营，价值十五万美金（折合当时3000两黄金，这类企业的招牌值钱）的锦江两店双手供奉给了党和国家。仅留下郭沫若为她题写的《沁园春》词一首及著名人士曾挥毫过的红木“文房四宝”一具。迁移工作顺利完成后，改名“锦江饭店”。店徽为“竹叶”，董竹君任董事长兼经理。

　　这一年的6月9日，董竹君主持了隆重的开幕典礼，锦江饭店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可供中央首长、外宾们食宿和召开重要会议的安全场所。饭店迎来的第一批客人就是世界学联代表团。

　　锦江两店归公后，出任董事长兼经理的董竹君，每月工资为人民币160余元，为紧缩家庭开支，她把家搬到了复兴西路147号的一幢公寓里，那里的房租是六十几元。从此，董竹君没有了任何不动产业，而且除去手表外没有任何值钱物件，成了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那年秋天，董竹君和女儿董国瑛去北京探望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周总理特地设家宴款待她们母女。席间，周恩来对董竹君说：“多年来你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我敬你一杯。身为督军夫人，抛弃荣华，单枪匹马，参加革命，真难得!”

　　解放后，董竹君当选为上海市妇女代表，1952年当选为上海市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1954年至1958年，当选为上海市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起，董竹君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因儿女都已在北京工作，她遂于1960年迁居首都。从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董竹君连任全国政协委员。她忠诚履行职责，不顾年老多病视察各业，倾听民意，贡献提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提案就有二百余份，仅五届政协三次大会上，就有39件，领导与同仁称赞她的提案不但量多，质量亦高，1991年11月她的提案荣获全国政治委员会“优秀提案证书奖”。

　　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她98年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