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三线二代:在异地没有归属感 一定要考回去
石伟文在家里。那里的港台明星已经流行起来了，她知道，世界很大，不再甘心呆在山沟里。
一次偶然的机会，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开始关注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历史。“在1965-1988年前后长达24年的时间里，总共有7万余名上海职工及其家属背井离乡，扎根山区，在皖南和浙西深山中开山炸石、架桥修路、引水通电，硬是在荒山野岭中建起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是全国各省（区）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在他和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研究员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一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一书中，详细收集了有关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文献和资料，以及小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回忆。
一个政策背后，牵涉的是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人。
由于历时数十年，除了亲历历史的三线人被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的第二代也深受影响。
我们这次，就听听小三线二代的故事。
对于上海我失而复得
小三线二代：滕肖澜作家
我现在参加会议发言时常常会说，我和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不一样，对于上海我是失而复得，所以我更珍惜上海。她对我来说是一块瑰宝，我在小说里常常在挖掘上海的好。没有人像我们这样更能懂得上海的好。
妈妈再会，等会早点来接我
爸妈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他们这一届毕业生，没有得到考大学的机会，被统一分配到了九江的国营人民机械厂，那是上海的上海重型机器厂顺应小三线建设的政策在江西建造的工厂。
那段在工厂里的经历，父亲偶尔会说起，他说自己在那边烧了十年锅炉。除去和亲人分别外，其它的地方和在上海差别并不大。一群年轻的工人呆在一起，工作之外打牌，游戏，业余生活挺丰富。有时他们会打赌，一个人说能把一大团糯米饭都吃掉，其他人不相信，就开始对赌。父亲说起这些的时候，绘声绘色，在他嘴里，工厂的这段经历，有趣多过悲伤。可我想他们和亲人分开，去了那样偏僻的山坳，怎么可能没有悲伤？
父亲和母亲是在厂里认识的，他们1975年结婚，1976年妈妈回到上海医院生下了我。妈妈休完产假后独自回到江西，把我放在外婆家；过了几年，妹妹出生了，同样的，她被留在上海，由奶奶带。后来奶奶身体不好，爸妈只能把妹妹接去江西。过了一段时间，爸妈曾经想过让两个孩子交换一下，把我接去江西，让妹妹到上海，谁知我们两个都不习惯。妹妹在上海一直哭，我去了江西后头发变得蜡黄，吃饭也吃不下。爸妈觉得这不是办法，只能让我们两个再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我呆在上海，妹妹呆在江西。
把孩子留在上海，是很多小三线职工不得已的选择，毕竟相比山沟里，上海各方面条件都更为适合孩子生活。而且，爸爸在恢复高考的那一年考上了北师大，之后又到南京读研究生，妈妈一个人实在无力带两个小孩。
我在上海，和外婆舅舅一起生活，他们对我都非常好。只是我长年看不到父母，我们平时只能靠书信联系。父母来一趟上海不容易，要先坐厂车到九江轮船码头，再坐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为了省钱一般只能买四等舱铺，就是类似通铺的位置，周围都是人，睡都睡不好。一趟行程有三十多个小时，到了上海也待不了几天，和他们分别的时候我特别难受，就像生离死别都一样。
有的时候探亲假结束，妈妈那天下午就要坐船离开上海，早上送我去幼儿园的路上，她对我再三交代：妈妈要去江西了，你要乖一点，要听外婆的话。我不住地点头，说好好。可在幼儿园门口分别的时候，我会对她说：“妈妈再会，等会早点来接我。”可能，那时那么小的我，潜意识里并不想接受妈妈要离开的现实吧，以为这样说，妈妈晚上就会来接我。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晚上放学时看到外婆来接，我的失落感是非常明显的。
只是，令人感到庆幸的是，虽然和父母长久分离，但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我和父母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我和妹妹之间没有隔阂，我们彼此并没有嫉妒感：为什么你留在上海，我不能留在上海？为什么你在爸妈身边，我不能在爸妈身边？我记得我从上海去江西过暑假的时候，妹妹会一颗颗地剥好瓜子包好，就为了送给我吃。这或许就是一种血缘之间自然而然的感情吧。
外婆，我什么时候能来看你
爸爸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江西大学做老师，家里分到一套公房，生活安定了下来。爸妈就把我接到江西和他们一起生活。
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告诉我要搬到江西去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放《西游记》。我是《西游记》迷，“九九八十一难”可以倒背如流，我觉得非常不爽，说我不要搬过去，搬过去了就没有《西游记》看了。爸妈笑着说：傻瓜，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江西也有。
其实，这并不是我真正的不爽。我真正的不爽是要和外婆分开。从小就由外婆带大，我和她的感情非常深。我曾经对她说过：“外婆，你不要老，你不要走，我要一直陪着你。你走了，我也走，你要是没了，我也不要在这个世上。“这是小时候说的傻话，但也是我当时真实感情的表达。”我很舍不得离开外婆，整理行李的时候一直在哭，心里很难受。外婆劝慰我：你在那边好好的，以后回来看外婆。我问得很清楚：到底多久能来看？外婆说，学校放假就能回来了。当时我以为过了半年就能回来，谁知去江西生活后第一次回上海已是两三年后了。
那次是爸妈带着妹妹一起接我过去，爸爸的学校在南昌，所以我们是坐火车去的。那是1986年年初，坐的是绿皮火车，开了二十多个小时。当时我们在江西的家是一室一厅，看着挺干净。我被安排在江大附小读书，读三年级。这是我第一次长期地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刚开始稍微有一点隔阂，我们彼此都很客气。相对于妹妹，爸妈对我更关心，更宽容。但很快，这种隔阂感就消失了。
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当然非常愉快，但我很想念外婆。有的时候我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会幻想，说不定啊，我朝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就会出现一幢楼，是和外婆家的楼是一样的，走过去敲门，门开了，外婆就坐在里面呢。这种少年时的幻想，现在想来，不免有点心酸。
外婆不识字，我不能写信和她直接交流，只能通过舅舅转，所以我特别期盼放假的时候能回到上海。可是到江西后的第一个假期爸妈并没有带我回去。这其中自然有些客观因素，我们在上海没有房子，回去只能住到外婆家，而外婆和舅舅舅妈一起同住，上海的住房条件本就不宽裕，所以没有特别的事情，爸妈不带着我们回去。两三年后的假期第一次回去，还是因为小舅舅结婚。
重新回到上海见到外婆，非常高兴，可是很快假期结束，我又要回南昌了。又是一次不舍的分别，外婆家住在5楼，当我下楼梯的时候，心里不免老气横秋地想，哎，下次我再走这个楼梯不知道是要什么时候了，再次推开这扇大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当时电视里正好在放《红楼梦》，背景乐很悲凉，正符合我当时的心境。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不停地在舍不得，舍得，不得不舍之间反复，不断地在分别，和父母分别，和外婆分别。所以直到今天，每次看到轮船码头，火车站台，我都会本能地感到难受，恐惧，过去分别的场景会突然一下子袭来，想起自己当年坐火车，坐轮船的感觉。
考回上海是首选，其它的都可以妥协
刚到江西去的时候，我有几次到小卖部买东西，问：这个话梅几钿一包？说了半天没人理我，我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上海话。在学校里，人家都知道，我和妹妹是来自上海的姐妹花，我们成绩很好，穿得也漂亮。舅舅会给我们寄在上海买的漂亮衣服，我还记得有一条裙子有很大的裙摆，一转圈，裙摆会飞起来，下课后，女同学们会围住我，让我转个圈。
在江西我们并没有归属感，很小的时候，爸妈就一直对我们说：你们要考回上海去。在江西我们一个亲人也没有，而我从小就是在上海长大的，对那里更没有归属感。反倒是每次回到上海，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仅有的几次从南昌回上海，从火车站出来，看到大大的“上海”两个字，真是既陌生又亲切。外婆家在浦东，坐隧道三线，排队等座位，要等很久。我记得那时有一种ZX打头的车，票价贵一点，要两元，坐的人少，可以不用等。但我们每次都是排队等便宜一点的车，其实那时我爸爸课上得很不错，钱赚得也挺多，可不知道是不是作为小三线工人离开上海的缘故，他们不太有安全感，所以比较节省，好像为了以防随时随地有可能而来的不确定的危险一般。
坐在隧道三线上，我一路上看着上海的街景，心里想，上海，我又回来了。我看路上上海小姑娘是怎么穿衣服的，看上海人是怎么说话的，我从各种细节上来研究，感觉上海。那时甚至觉得上海的冰棒都比别的地方的好吃。
要回到上海，对我来说，是毋庸置疑的。怎么回？我们并没有别的门路，只能靠自己考回去。上海的大学在江西招的人并不多，只有成为尖子中的尖子，才能考回去。父母都是平和的人，并不会在学习上一直逼我们，但他们一直告诉我们：要叶落归根，要回上海去。我们还能退休后回去，如果你们考不回去，只能一辈子做江西人了。
其实不用他们说，这其中的厉害关系我都懂，还好，我的成绩在班级年级里都是第一名，对于考回上海我还是有信心的。可是想都没想到，中考前两个月的模拟考试中，我的数学居然鬼使神差地考了不及格。父亲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次话，在他的语气中，是担心多过了生气：你成绩这么不定，到了高中还有三年，万一考不回上海，那该怎么办？那时他正好得到一个消息，可以考民航中专，考到上海去。他让我考虑清楚，是否就报民航中专算了。
那时看平时成绩都不如我的人都报考了高中，我怎么会甘心考中专呢？可父亲的话也有道理，我冒得了这个险吗？于是我在志愿上填了民航中专，学校在上海。那一年的中考，我正常发挥，仍然考了全年级第一名，重点高中本是可以随便挑的。但人生就是这样，谁说得准呢？也是由于读了民航中专，进机场工作做二休二，我有空余的时间可以写作，现在成了一名专职作家。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最多在填写学历的时候写出来是中专，觉得有点遗憾罢了。在这件事情上，我非常理解父母的选择。考回上海是首选，是最大的需求，其他的都可以妥协，人生不可能什么都顺。
回来的时候是夏天，小舅舅拿出一瓶雪碧，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盒加仑（大盒装的冰淇淋），他把加仑放在雪碧上，对我说，这是最流行的吃法。江西可没有这么高级的吃法，我就感到上海的感觉一下子回来了。过了五年之后，重新回到上海，这种感觉难以言表。你属于这里，这里属于你，但这里又很新，你和它隔着一点什么。我们对上海在过去是求而不得，现在是失而复得。所以我现在参加会议发言时常常会说，我和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不一样，对于上海我是失而复得，所以我更珍惜上海。她对我来说是一块瑰宝，我在小说里常常在挖掘上海的好。没有人像我们这样更能懂得上海的好。
读中专的时候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回江西，离开江西和父母分别的时候，我很难过，这个时候人大了，不好意思让外婆舅舅知道，回来后只能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妹妹后来考上了江西最好的高中，保送到交大，我们姐妹俩都算符合爸妈的期待。爸爸是在1998年作为人才引进回了上海，这对我们家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改变。这一次我们所有人都回到了上海，没有一个人落下。
内心深处没有归属感
小三线二代：石伟文，1974年出生
如果有人问我，你的故乡是哪里？我会有点犹豫。我内心深处对上海没有百分之百的归属感，我忘不了十七年的成长期。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内心会咯噔一下，肯定会想起青春期在山里的日子，我会判断一下，要不要跟这个人讲一下我的身世。如果觉得没有必要，我就说自己是上海人。
我不可能抹去那段历史，我在那里看书看到高中毕业，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提到了，因为很少有人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除非自己有亲身体验或亲人有相同经历，时间过了那么久，很多人已不关心了。所以我很感谢你，还愿意听这个。
懂事起我就感觉，我不是那里的人
爸妈1969年从华东航空工业学校（中专）毕业后，被统一分配到江西的小三线厂。1970年，他们同一批分配去的60个同学一起坐着轮船离开上海，分到厂里车间工作，由于涉及军工，工厂都没有名字，直接用部队番号来命名，叫国营9333厂，我们后来一般都叫它人民厂（国营人民机械厂）。
厂里男女比例相当，很多都是内部结合。爸妈也是，他们在厂里恋爱，结婚，1974年我出生，妈妈算好预产期，回到上海曙光医院生下了我。爸妈不想和我分开，出生没多久就把我带到了江西，和他们一起生活。
从小我生活的环境，就是江西的山，江西的河，只是，从懂事开始，我就有一种感觉——我不是那里的人，我不会说江西话，一出生说的就是上海话。每到爸妈有探亲假，并攒够路费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九江市坐轮船到上海，一般我们坐四等舱，一张船票要八元五角，在当时来说是很贵的。回上海后，我发现我们和这个城市的人说的是同样的话，我问妈妈：为什么每次放假我们都要到这么大的城市来呢？妈妈说：这是上海，我们是上海人。等到要回去的时候，我还问过妈妈：为什么我们还要回山沟呢，我们不是这里的人吗？
等到孩子上学了，我们厂里的父母总会很认真地找孩子谈一次话，有的不止谈一次。他们会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这样才能考上大学，考回上海。除了这次正儿八经的谈话，平时也会时不时地督促一下我们，后来我们根本不用他们讲，都知道自己要好好读书。我们那里大部分孩子学习态度都很端正，因为都有这样一个目标，要考回上海，这个目标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达成的，也知道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改变命运。父母这一代去小三线的时候心态还好，都在那里结婚成家，对自己的前途不会想太多，但等到子女长大了，他们都说不要献了青春献子孙，子孙最好不要一代一代再在那里生活下去了，他们就会对子女有这样的期待。
我不用在江西高考，可以去上海参加高考
对我来说，小时候并没有太向往城市生活。那时在物质上没有太高要求，吃和穿都很简单，我们觉得在山上玩更自在，去上学的路上会特意翻山过去，在山上采野果子吃，山里有一种三角形的叶子，叫酸三角，很好吃。山里的河水很清澈，穿着拖鞋走进去，就能抓小虾小蟹。爸妈车间里多出来的边角料，有点像凸字，是圆形的，我们叫它小和尚，每人口袋里藏一把，玩一种叫“斗小和尚”的游戏。
只是爸妈休假带我到上海去的时候，会受到一点诱惑。轮船从九江开到上海十六铺，爸妈叫一辆黄鱼车，坐到奶奶家在太仓路的弄堂门口。带到上海的钱是要买东西带回去，我记得妈妈常常去妇女用品商店，买衣服买布料，也会去食品商店买零食。我对买东西没兴趣，就在弄堂里跟小朋友一起玩，他们都会很奇怪地问：你怎么不把东西搬过来，你怎么不回这里？他们有很多新鲜的玩意，他们的玩具我没见过。就连只是看电视都很开心，江西只有中央台和江西台，到了上海我就发现，呀，有那么多好看的电视剧。我还惊奇地发现，在上海，白天都有电视看，而在江西，由于电视信号的关系，白天是没有电视的。等到假期结束，我们要回去了，我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不能留在这里？妈妈向我解释理由，我就接受了，知道这是我的命运。妈妈再次提醒我，你要好好念书，那样就可以留在这里了。一切就又回到这个轨道来了。
初中毕业的时候，同学之间分流了，有的读技校，有的直接工作，我考上了厂里自己办的高中，后来为了和外面的教学接轨，我转学到江西本地的重点高中瑞昌一中读书。此时回到上海已不再是爸妈给予我们的想法，我自己在主观上也有了非常强烈的愿望。那个时候，港台的信息已经进来了，我们开始知道，世界很大，不仅有上海，还有香港，不能窝在山沟里，这里太闭塞了。只是也会有点担心，只有考大学一条路，万一失败了，回不去该怎么办？
19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留在厂里的人大多人心浮动了，都在想方设法回上海去。那时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人一下子调不回上海，就先调到南京苏州，其实南京和上海还分隔很远，但就像下跳棋一样，先跳到那个点再说。有的人想办法调回了上海郊区的农场，比如前进农场等，那就算是上海户口了，我们都很羡慕他们。还有一种出路是，有些女孩子，会嫁给上海人，然后通过夫妻分居两地满多少年把户口调回上海的政策回到上海。会选择这条路的女孩子一般比我们年纪大一点，有的已经在厂里就业了，她们不甘心在厂里找个人结婚，那代表就要一直待下去。只是这样找的，幸福程度不是很高，当时的上海人有优越感，为什么要找个有外地户口的，找外地户口的男方的自身条件一般都不会太好。当时听到一些漂亮的姐姐就这么嫁掉的时候，我还觉得蛮难过的，怎么就这样嫁掉了？不过又觉得理所当然，这是一条可行的出路，只是希望对方条件不要太差。
1988年出来一个政策，插队落户人员的子女满16周岁的，可以回上海。我有一个关系很要好的同学，正符合这个政策，她等到1989年满16周岁的时候就回了上海。她回去后，我和她一直保持通信往来，她写信来说，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到他们学校去选群众演员了，她看到了演白雪的吉雪萍。对此我非常羡慕，我只能看电视剧，她却能看到演员。那时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呆在山沟里了，那里不能满足我这个年龄段孩子的需求。
爸妈当然也有想法，但他们当时还没有实际行动。1990年底，奶奶去世了，爸妈接到电报后回上海奔丧，为了不影响我学习，他们没有告诉我，只说是奶奶生病了，他们回去看看。这件事对他们触动很大，人在江西，连老人家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办完丧事后他们在上海多呆了一两个星期，通过亲戚朋友找关系，在上海找到了工作。当时正值浦东开发开放，有很多机会，爸妈找到了工作，连带着我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了。
等到一切都办妥之后，他们告诉我，我不用再在江西参加高考，可以去上海参加高考，考的仍然是全国卷，但录取分数可以参照北京的分数，比江西要低很多。我看了历年的录取分数线，再对照自己的模拟考试成绩，一根绷得很紧的弦突然一下子松掉了。而在此之前，一切都是很紧张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时什么都不多想，就是一天到晚学习学习。当地学生的愿望也很强烈，因为他们考不上大学或许只能回家种地了，所以很多人都是凌晨两点睡觉，早上5点再起来看书，班上有一个男生的目标是武汉大学，他把武大的分数线刻在桌子上，时刻提醒自己。我的压力也很大，父母虽然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但他们的眼神和话语都是无形的压力，我感觉只能这么搏一记，考得上考不上听天由命。现在回想，我那年真的蛮幸运的，以我那次的高考成绩，说不定只能进当地的大专，我肯定会再复读。
30多岁后我很少讲过去的故事了
1991年6月中旬确定了这件事后，我每一天都很激动，人家是趁着这最后的半个月冲刺，而我的心思就完全没有高考这件事上，整颗心安定不下来，我觉得这多少影响了我的高考成绩。
船票定在6月30日，我们一家坐了几十个小时的轮船，在7月2日清晨四五点到了十六铺。爸爸为了这最后一次回沪，很隆重地给我们买了三等舱的船票。考场在光明中学，和我一样情况的考生有不少。
那一年，由于户口回到了上海，录取分数线比江西宽松很多，我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爸妈开始在上海工作，一开始我们租房住，毕竟那时上海的亲戚家里住房条件都紧张，住在一起太拥挤了。爸妈离开前，人民厂就已经从山沟里搬迁到瑞昌市了，军工生产已经停产，流水线转民用了，后来陆陆续续的，上海人都走光了。好像是之后有政策，到了退休年龄，户口就可以回来。2002年，我去江西旅游，看了我们的厂，2014年，我又带妈妈回去了一次，厂区和生活区大致还在，只是房子已很破败。
过去的这段经历在20多岁的时候对我还有点影响，现在40多岁了，影响越来越小，因为迄今为止，我在上海已经生活得更长了。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别人会问我是哪里毕业的，他们以为我是上海人，就问我是格致中学的还是向明中学的。这时我就要很复杂地说一遍自己的身世。同学似懂非懂地听了之后，会建议说，学校里有江西同乡会，你可以去参加。我说那个我不能去，我不是他们那边的人。而上海籍同学的很多话题，我也无法参与，这时我就挺失落的，心想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学毕业那会，外资企业刚进上海，我去参加一家企业的面试，人事总监是新加坡人，问了我之前的经历。之后他就迷惑了：为什么你小时候在江西？你是上海人吗？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当时觉得很难用英文讲清楚，就简单地告诉他，这是一个政治原因。他听了更迷惑了，这个面试当然以失败告终，我想大概他们觉得我很复杂吧。
30多岁开始我就很少和人家讲自己过去的故事了，也不再有人问这一段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