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怎么闻名全国的
原标题:“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怎么闻名全国的
毛泽东一生只作诗赞颂过一个连队，那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1949年7月，有一支连队受命担负上海南京路、外滩的巡逻执勤，维护社会治安和中共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的警卫任务。这个连队就是后来以“身居闹市，一尘不染”闻名全国的“南京路上好八连”。
战士来到了“最复杂的考场”
“南京路上好八连”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连队：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了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1949年6月，改编为三营八连，向上海进发，开始担负保卫上海的任务。
毛泽东曾把中国共产党主政比作“进京赶考”，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复杂的“考场”要数上海，而上海最复杂的“考场”当属南京路。
1949年7月，部队分配了在南京路上值勤的任务。但时间一长，情况便悄悄发生了变化：有的战士看到男士女士手挽手进歌厅、电影院，有点羡慕了；当一些打扮时髦的女子经过时，也禁不住瞟上几眼。连队也开始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有人一次花几块钱到国际饭店开“洋荤”；有的不惜花5块钱到高级理发店理发；有人不抽老叶土烟，去买一块多钱一包的雪茄……
这些情况，引起了八连首任指导员张成志的警惕，他在党支部会议上指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我们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
多次教育后，八连战士纷纷表示：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之后，官兵们开始自制针线包，衣服破了，缝缝补补再穿；扛着铁锹、推着粪车，步行到十几里远的郊区开荒种菜；开展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等竞赛活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八连官兵在艰苦奋斗的熔炉中锤炼出了“拒腐蚀，永不沾”的金刚之体。八连的先进事迹引起了部队宣传干事吕兴臣的注意。
“好八连”精神把名扬
1956年的一天，部队通讯员吕兴臣给联系部队的《解放日报》记者张锦堂送来一张新闻照片：灯红酒绿的南京路夜景中，一位战士手握钢枪正在站岗，神情威严。不日，照片以《南京路上的哨兵》为题在《解放日报》上刊登。
记者张锦堂也是山东人，分管部队报道。一天，吕兴臣跑到张锦堂那里交稿，就随口把他在八连见到的一件事情当作笑话讲给张锦堂听。他说，有一天，他到八连去，看到连长正帮助战士缝补衣服，感到新奇，就问怎么回事，结果发现连队每个战士都有针线包，战士衣服破了以后都是自己补，有的衬衫已补38个补丁。
张锦堂一听，觉得是个好故事，建议吕兴臣把它写出来。吕兴臣写出了《针线包》，并记下了八连官兵自编的顺口溜：“针线包是百宝囊，战士拿它补衣裳。随破随缝多便当，光荣传统永不忘。”
一天，吕兴臣跑到解放日报社，又讲起了他在八连碰到的一件事：“昨天在八连阅览室看报纸，突然听到隔壁人声喧哗，过去一看，一群战士在赞叹一只战争年代的行军锅……”张锦堂一听：“好故事，快写。”于是第二篇稿子《行军锅》又诞生了。此后，第三篇，第四篇……到1959年春节前后，《解放日报》的一位老记者看到吕兴臣写的关于八连的系列文章后说，老吕写的小故事，能不能想办法找条红线串成一篇大通讯？
于是，吕兴臣用了6个月的时间，深入八连，与官兵们一起生活，站岗，执行任务，最后将稿件的主题定为“身居闹市，拒腐蚀永不沾”。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同时配发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这是八连事迹首次被完整地报道出来。
这一年，正值全国粮食严重短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严重饥荒，“好八连”精神显示出难以估量的价值。八连的感人事迹，引起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南京路上好八连”开始为全国人民所知晓。
就在上海报纸、电台大力宣传八连的同时，上海警备区也开始高度重视对八连这一典型的培养和宣传。三野赫赫有名的虎将王必成指出：要争取让八连的精神在全党、全军发扬起来。
席间，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曾在一顿便饭席间对时任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沈西蒙说：“沈西蒙啊，你要帮我们做件事。上海有个好八连，你写了不少好戏，也要为好八连写个戏。”
回到南京没休整几天，沈西蒙就重返上海，住在八连一班，和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摸爬滚打在一起，细心体察战士的思想情感。后来，当时前线话剧团二队队长漠雁接受任务也住到八连体验生活。作为报道八连事迹“第一人”的吕兴臣，这次也受命参与创作剧本。三人在八连一住就是40多天，日夜切磋，于1961年共同完成了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
剧本写好了，交给话剧团彩排时，有人却说：“这是一株毒草。”原来，在话剧里，新战士童阿男与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林媛媛谈情说爱，并公然出走；排长陈喜经不起诱惑，丢掉了从山东老区带来的土布袜子，要与乡下妻子春妮分手。在当时有些人看来，这些情节是给八连抹黑，给解放军抹黑，不能上演！甚至有关领导还下了一道命令：《霓》剧稿本不许外传。
事情反映到周恩来和陈毅那里，周恩来开玩笑说：“难道我们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没有思想感情吗？”陈毅一听也生气了：“真是乱弹琴，战士就一点毛病都不许有？我看这种瞎指挥要不得。”
1963年1月，周恩来到上海，正巧上海在举行华东话剧汇演，周恩来应邀出席观看。周恩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让人打来电话，以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名义调《霓虹灯下的哨兵》到北京演出。
周恩来的关怀，使剧本“起死回生”。
2月20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人员来到北京。22日、23日在总政话剧团剧院连演两场，引起很大轰动。
1963年年底，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始拍摄。周恩来甚至要求一句台词不能变，一个演员不准换。1964年年初，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苹任导演，沈西蒙等负责编写剧本，参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的原班人马，在南京路实地完成拍摄了同名电影，把话剧搬上了银幕，并在全国公映。
“好八连”这个名字，就此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
（摘自《文史博览》，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