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上海书展回顾｜“望道”讲读直击思想深处
编者按： 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黄浦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东方青年学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报承办的“望道”讲读会系列学术讲座，成为今年上海书展的一大创新亮点。讲读会所提的“十年读书，以启学林。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宗旨，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共鸣。现将我校杨国强教授和高瑞泉教授作为主讲嘉宾在讲读会上的主要观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国耻逼生的思想丕变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他所说的“唤醒”，显然是一种剧痛带来的憬悟。与之相表里的，则是19世纪60年代忧时之士眼中的“变局”，已一变而为此日中国人所看到的“危局”。而后，身在“世变之亟”的四围之下，作为对应和回应，“唤醒”的本义便在急迫地归向“变亦变，不变亦变”的过程里为时势所引导，在一路集聚之中最终落脚于自觉的变法意识和群体的变法意识。
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以“借法自强”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要义是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遂不得不借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所以，这是一个取彼之长，以新卫旧的过程；并因之而是一个守护中国之本有和固有的过程。与此相对比，由“甲午战败”而促生的变法意识仍然以中国的自强为归指，但变法自强的主旨则在为中国除旧弊和除积弊，从而“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变法”。因此变法自强不能不除旧布新，并因之而不能不着力于撼动和冲击中国之本有和固有。而以此观照“甲午战败”之后同时产生的维新变法和革命变法，则两者虽然登场各有先后，但他们共有的历史渊源已决定了两者之间不会没有同一和共性。与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借法自强始终守内朝外相比，维新变法和革命变法着眼的都是锋芒向内。就中国近代的思想历史而言，这是民族战争逼拶下的一种显然的丕变。
由于“唤醒”因“甲午战败”而起，从而变法因“甲午战败”而起，所以，变法虽然锋芒向内，而其来路则出自由外铄我。与这种外铄相伴随的，还有中国的自我形象在中国人心中的大幅度破碎。原本与“外夷榛r之俗”相对而立的文物教化之邦，经此重击而满目破败。由此推演而论之，又有士大夫“冥然无知，动引八股家之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不知道尚安在”的深度追索，以及“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的论断和独断。合两者而综贯之，则中国之道既已不复存在，引来的“西法”便成了道之所在。这种推演论断以急迫之心，大而化之地从观念上把西法与中国社会直接接了起来。其意中所预设的中西之间在西法面前的无差别性，漠漠然湮灭了产出西法的西方世界200年间的历史因果，及其与此日中国历史因果之间的异同。对于中国人来说，仿追西法以改变自身的本有和固有应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过程。但战争逼出来的思想丕变以锐利直捷和仓促亟切的相互缠结为常态，因此，起于19世纪末期追蹑西法的大变、速变、全变里，这个过程本有和应有的复杂性都会为西法的普遍性、抽象性、彻底性和绝对性所化约，在观念和论说中变得非常直接和非常简单。所以，大变、速变、全变始终成为一种没有殊相、细节、具体性和历史因果的东西。而后是，这种因思想丕变而促成的新陈代谢一面能够以大变、速变、全变非常醒目地节节摧锄已“不可恃”的“旧法”；一面又难于用大变、速变、全变筚路蓝缕地造就“易为功”的“新政”。由此启端，后来很长时间里，一面是古老的中国社会在剧烈的变迁中越走越远；一面是破坏与建设的不相对称成了中国历史变迁中的深刻矛盾。
今日返视120年前的历史，我们既可以看到战争逼生的思想丕变，也可以看到战争逼生的思想丕变里没有从容，并因之而不能深虑远瞩。读史之际，两者都会牵动人心和引出省思。
严复与现代中国道路的探寻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今年是严复诞辰160周年，也是严复开始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120周年。从120年前发生的甲午战争，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分界点。严复就是标志“分界点”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出于强烈的爱国精神，向西方寻找真理，提倡科学和民主，留给现代中国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
甲午战争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此前，整全的儒家（儒学）已经酝酿着严重的裂隙，甲午一战促使它突然呈现。思想形态则是从“中体西用”意识分裂出来。在不足10年时间里，儒家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各与不同的外来思想关联，开始形成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派别的分合争持，支配了20世纪思想史。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后来演变为自由主义的，都对“中体西用论”持批判态度。严复的批判是最具有哲学意味的。
严复最重要的贡献，是激发社会“竞争-进步”的精神动力。当代中国有如此强大的动力性，应该追溯到严复等前贤的贡献。不过他其实同时对“秩序”有深入的考虑。宇宙包括生命世界，服从决定论的秩序；社会秩序的原理则是“自由”。以新的自由观念为基础的群己关系（群学），延伸到政治领域则成“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富强的目的是“利民”，需要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做起，由此“国贵自主”和“身贵自由”平行实现。
严复是兼通中西学问的一流人物，在以“古今中西”之争中勘定中国道路的历史中，占据了特别显著的地位。历史的选择包含了思想的选择。
严复是那个时代以最为开放的心态看待东西文化，努力兼容中西，寻找中国道路的人物；尽管他广泛吸收西学，但并非无原则的“拿来主义”，而是有所选择。譬如他选择密尔和亚当·斯密，而拒绝当时非常流行的卢梭学说。
同时，他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来接纳和消化西学经典，表现出立足民族意识主动融合中西。不过，传统在严复的视域中也是有分析的，并不是独断的教条，他既未忘情于孔子，又特别重视原先比较边缘的、甚至异端的思想（如荀子、柳宗元、刘禹锡、老庄、佛教）。所以，传统在他那里是开放的，没有什么被认定为“一尊”。
作为一个“思想人物/行动人物”兼而有之的人物，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严复采取的是现实主义而非浪漫主义的态度，但是革命还是不可抗拒地发生了。严复曾用通俗的哲学分析，给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以最严重的批评。但是，“中体西用”是否就此被驳倒？后来陈寅恪和熊十力等等，都依然遵循“中体西用”的路径。回顾20世纪中国崛起的道路，也可以对“中体西用”获得新的理解。
除了被历史否定的“三纲”政治和教育程序，今天需要问的是，什么是“中体”？什么是“中学”？如果我们不把文化视为固定的实体，而是活的过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中体”实际上已经是融合了西方文明的诸多因素，此时就如里亚·格林菲尔德说的那样，中国人已经拥有曾经使西方人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变得强大的民族主义竞争精神，而却没有让其占有文明的全部生活。考察现代中国的道路，也许会体会到历史进程与思想逻辑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来源｜ 文汇报 编辑｜ 董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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