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秋歌七君子》出版 "七君子"身上是上海的血性担当
原标题：“七君子”身上，是上海的血性担当
图片说明: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七位救国会成员，世称七君子事件。孙玉敏（国画）
今年是“七君子事件”发生80周年。80年前的中国处在抗战前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时，在上海诞生了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救国会。他们不计个人得失，致力于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全国统一战线，却在1936年11月23日遭到统治当局的拘捕、关押。事件导致国内外强烈反响，声援、营救活动持续不绝，宋庆龄、爱因斯坦、杜威等中外著名人士也加入其中，更引发了西安事变，继而促进了国共合作和其他社会力量联合抗战局面的形成。
学者潘大明所著《长河秋歌：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一书，不同以往为七君子分别立传的写作传统，而以七人为集合体，通过对事实真相的挖掘，展开了一场对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探索。
既有很强的故事性，又有史论观点的支撑，这样的书写既是对先辈最好的纪念，也让人们看到，张爱玲笔下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风情，并不是上海的全部。
强调知识分子属性
读书周刊：今年是“七君子事件”发生80周年，但纪念的气氛似乎并不是很浓。
潘大明：人们常说，先辈们的精神长存，精神长存是对活着的人提出的要求，后人要为先辈做些什么，精神长存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读书周刊：听说您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对七君子事件的研究？
潘大明：2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在韬奋基金会工作，有机会采访邹韬奋的亲属故友，通过他们，我又采访到了七君子中其他六人的亲属故友，积累了丰富的口述资料。同时，又花了大量时间泡在档案馆、藏书楼、图书馆，查阅了很多文献史料，还曾出了一本《七君子之死》的书。
读书周刊：今天的这本《长河秋歌七君子》是旧作的修订版吗？
潘大明：不是。旧作只用了史料的一小部分，相当部分没用，我一直引为憾事，这次可说得到了弥补。另外，这20多年里出现了一些关于此事件的新史料、新成果，也在书中得到了运用。而最为重要的是，20年中，我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在不断深入，我希望新作不是简单地记录和还原史实，而能体现我的个人史观。
读书周刊：什么样的史观？
潘大明：人们通常把七君子看成是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在关注他们的政治属性的同时，忽略了他们另一个重要身份——知识分子。
《长河秋歌》则强调了七君子作为中层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七君子中每位都是社会贤达，有法学家、经济学家、新闻出版家、历史学家，他们代表着有独立经济能力和相当话语权的中层阶级。而且，他们都有着很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子，又接受过西方教育，东西方优秀文化在他们身上得以交融。
他们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集合体，这一集合体的发生、发展到辉煌、解体，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又由于他们的奋斗而加速了某些历史进程，这是他们对现代中国的贡献。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理解和表现这个群体，或许对今天的知识分子能有所启发。
当成报告文学来写
读书周刊：对七君子，传统的书写方式是为他们分别立传，您在《长河秋歌》里却将之作为一个集合体，这样显然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为什么？
潘大明：针对七君子的单个传记、研究著作，前前后后都有一些出版，关于邹韬奋的比较多，后来章乃器、王造时的也多了起来。从写作角度来说，我需要创新，而从写作的立体性、丰满性来说，更需要把他们视为集合体。说到底，他们本来就是同时同地同案被捕的，他们不是简单的七个人，而是一个历史事件。
读书周刊：在您看来，他们七人身上有着怎样的共同点？
潘大明：他们随着社会进程而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轨迹，服从于人群和社会的需要；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不畏于强权，不屈于困苦。国际的视野，前瞻的眼光，强烈的爱国主义，求真务实的作风，这些都是他们能够走到一起的内在原因。
读书周刊：书的开卷便突出了1936年这个中国现代史上十分重要的年份，突出了七君子事件的历史意义，令人印象深刻。
潘大明：如果从七个人小时候写起，一直写到他们生命的终结，我想这会是很平庸的。一开始就让读者理解那个时代、那个年份，认识事件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可以造成一种震撼；然后再从他们的童年、青少年时期入手，逆流而上，寻找他们的人生轨迹，探求让他们走到一起的背后的力量；然后再回到事件中，表现他们在狱中的抗争，与同期在狱外发生的国内、国际社会的营救；终了时又顺势而下，写到他们的聚散离合，写到他们的生命终结。
这本书不是纯粹的学术作品，我更倾向于把它当成报告文学来写。
需要力量凝聚人心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七君子事件发生在1936年并非偶然，为什么？
潘大明：对当时的许多百姓来说，1936年是一个恐慌年。这一年，日本在政治、军事上都完成了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民族危在旦夕；这一年，国共两党已经开始秘密谈判，南京政府也在部署抵抗，但全民联合抗战的局面尚未形成，亟需有一股力量来促进其成。
读书周刊：七君子事件发生在上海，是否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潘大明：是的。七君子当时都工作、生活在上海，他们既为上海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上海这座城市也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平台。
而更重要的是，上海一直是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的汇集、碰撞之地。在这一点上，这些年来我们是认识不够的，往往眼睛里只看到邬达克的建筑、海派的旗袍，仿佛上海就是个情调都市，而对上海的担当和血性缺少了解。
第一次淞沪抗战结束后，上海似乎已经不是抗战的第一线了，但是，上海人民对日寇的残暴行径记忆犹新，要求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上海的虹口是当时的日租界，日本浪人经常骚扰中国百姓。上海集中了一些日资纱厂，华人劳工与日方资本家的矛盾也日趋白热化。所以，1935年底上海出现各类救国会，以至于后来诞生了全国性的救国会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七君子一边从事着新文化的教育和普及工作，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出版了著作，办了报刊；一边高度关注民族存亡问题，基本形成了只有全民联合才能御敌的共识。于是，他们代表国人发声，但当时的南京政府害怕七君子这样号召全民抗战会激怒日本，加速战争的到来。尤其，在七君子支持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后，直接触动了日本的利益，在日本政府要挟下，南京政府会同租界当局逮捕了他们。
声音嘶哑仍要继续
读书周刊：书中的“法庭戏”十分精彩。
潘大明：七君子中，沈钧儒、史良都是当时著名的律师。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的申诉。其中，最精彩的环节要数沈钧儒舌战审判长。
审判长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钧儒回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何所依据？如果一定要说被告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审判长自以为沈钧儒已上他的套路，再追问一句就可以让沈钧儒中圈套，承认救国会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反政府组织，便又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沈钧儒悠然回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能明白。”
沈钧儒所代表的七君子，以战士的身姿和犀利的话语，与法官、检察官作斗争。
读书周刊：您是怎么获得这些史料的？
潘大明：当时的庭审记录，一部分发表在报纸上，一部分在沙千里、邹韬奋狱中撰写的回忆录中，但更多的资料来自于采访。
其实，当年采访并不是为了写书，而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因为我觉得七君子健在的妻子、战友、同事，大都垂垂老矣，录下他们的口述是件非常紧迫的事。
我采访了罗淑章、沈粹缜、陆诒、章立凡等许多老人。采访时，罗淑章已经91岁高龄了，她当年是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理事，参加了营救七君子的活动。当时她大腿骨折，刚拆去石膏，见到年轻人来打听这事，特别开心。采访完不久，就传来了她去世的噩耗。现在想来，我的采访大概是她生前接受的最后一个采访了。
七君子的战友、新知书店创办人徐雪寒是躺在病床上接受的采访。他说了很久，嗓音都嘶哑了，急得他夫人在一旁连连阻拦，不让他再说话，我也不忍心继续采访，可徐老坚持要说下去。
读书周刊：老人们的述说，您的书写，再现了七君子事件，重塑了七君子精神，这在今天的社会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潘大明：写书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一直在问自己：七君子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我想，那就是他们的人格力量。虽然七君子事件已过去80年，但七君子在民族危亡时刻，以己所能担起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这样的精神，可以追溯到我们城市精神的发端，这种担当精神将会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