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 | 马丽蓉：“一带一路”的“软力量”建设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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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倡议，已赢得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支持，并对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2017年5月，中国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将是中国为全球合作与全球治理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三年多来，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中巴经济走廊、义新欧铁路等一批有影响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实，“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建设进度和成果都超出了预期。在今后深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新阶段，如何推进“民心相通”、优化软环境、防范非传统安全风险等均成为当务之急。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2016年12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并强调，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 2017年1月17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演讲时宣布，中国将于5月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参与方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2017年2 月1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是迄今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的提出，不仅为全球丝路学发展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也为中国丝路学复兴带来了历史新机遇。自“丝绸之路”被德国学者命名以来，这条国际的经贸与人文大通道就吸引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学者的持续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丝路学”，至今方兴未艾。缘于“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催生的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地理、生物、医学，以及国别、区域、问题研究等跨学科、综合性地研究丝路历史与现实的学问，相继出现了欧洲学派、中国学派、美国学派以及日本、韩国等学术重镇，历经“丝路遗迹-→丝路文献-→丝路历史-→丝路贸易-→丝路文化-→丝路外交-→丝路治理”等不同的研究阶段。在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因海上、陆上两条丝路为主的沿线地区，由全球能源贮备与需求的中心带、全球分离主义集中带、宗教极端主义集结带等所致的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极为严峻，使得丝路学研究不得不作出应有的学理性回应。丝路外交已成为丝路学研究的新议题，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丝路治理模式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辐射地区赢得日益广泛的认可与相应，丝路学实为治理学抑或合作治理学，甚至可以说是全球治理中的“中医学”，“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正在融入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学科当中，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模式，正在对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某种修正意义，标志着全球丝路学发展步入新的转型阶段。中国丝路学的复兴，已成为全球丝路学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丝路学肩负着“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战略使命，表明“一带一路”为中国丝路学复兴提供了学术新机遇。

尽管“一带一路”为中国丝路学研究带来学术新机遇，但中国丝路学复兴之路仍需不懈的艰苦努力。中国学界要为“一带一路”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包括丝路历史与现实研究的论著，避免出现以政策解读代替学术研究、以反恐研究遮蔽西域学全貌、以西方理论淹没中国理论、以动态报告否认静态研究的价值等不当之举，尤其不能以西方话语代替中国话语来开展中国丝路学研究。中国丝路学研究涵盖面较广，理论性、实证性以及政策性要求均极高。

在理论建构方面，应该对丝路外交、丝路文献、丝路精神、丝绸之路等所蕴含的互惠型的经济观、合作型的安全观、包容型的人文观予以学理阐释并做出“中国视角”的理论建构。为此，中国学界应立足于中国上千年丝路外交实践的历史经验，借鉴西方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软实力、全球治理等理论精髓，吸收西方符号政治学、传播学、多轨外交论、公共产品论等研究方法展开研究，以进一步加强中国丝路学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为“一带一路”提供“理论支撑”。

在实证分析方面，应该对丝路外交与周恩来“人民外交”、习近平首脑外交之同构性作案例研究、对海丝与陆丝之异同性作案例研究、对朝贡制度与睦邻友好政策之因果性作断代研究，以及对丝路伙伴关系作深度案例研究等，旨在对中国外交理念及其外交实践作出跨时空、多学科的深度案例分析，力求从起步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外交的产生与发展、特征与规律、内涵与外延、政策与制度、原则与立场等作追根溯源的实证性研究，为开展“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研究乃至中国和平型战略文化研究提供有力佐证。

在政策研究方面，应该对“一带一路”加强政策研究，既要对“三共”（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三同”(“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主体，以及“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目标等，予以全球治理语境中的学理解读，还要对中巴经济走廊、中欧班列、中哈吉丝路申遗、中蒙俄经济走廊等一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早期收获成果”，予以政策绩效评估与经验总结提升，力争使“一带一路”的“政策宣示”能够真正具有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指导意义，从中国的治理观、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方式、治理目标、治理机遇及其挑战等方面解读“一带一路”，以回应如何提升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总之，“一带一路”不仅带动了全球丝路学转型，还为中国丝路学复兴提供了重要学术机遇。为此，中国丝路学必须从“学术研究、理论支撑与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扎实的努力，旨在形成“以重大现实问题导向为主、中国特色理论建构为辅”的特有研究范式，如何为“一带一路”提供学理支撑已然成为中国丝路学复兴的关键。中国丝路学界任重而道远，吾辈尚需不懈努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