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寂一个世纪之后　土山湾宝塔在旧金山展出

　 4月17日消息：曾在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大放异彩的土山湾宝塔，在沉寂一个世纪之后，去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博物馆（SFOMuseum）展出。这一批珍贵的中国传统建筑模型典藏，由耶稣会士创立的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制作，终于经由展览和图录，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土山湾（Tou Sè-Wè）在中国近代美术、工艺和教育上是一座高峰，在社会、文化领域亦是如此。土山湾工艺院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早有徐悲鸿等人述及，而其木工技艺的传承则较少为世人所知，此番土山湾百塔重新拍摄刊行，则让人看到工艺院木工间在清末民国的辉煌。

　　这批珍贵的典藏，收录了宝塔收藏者——Jeffries家族于2007年购自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81具模型，其余3具仍归博物馆收藏，故未能收入。全书铜版全彩印刷，足以传达土山湾百塔各方面的形貌细节。1915年展览图录《中国建筑奇观》（The Marvel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亦随书影印再版，展示了此笔收藏的全貌。新拍宝塔抉要与原黑白图录对照全页彩印，其保存状态、艺术神韵与细部做法可藉此一览无余。

　　抚今追昔，土山湾宝塔之再现，除其本身为一笔中国宝塔遗产的珍贵记录外，也为从全球视角审视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和文化意义开启了可能性。

　　 荟萃东西方木工工艺的土山湾

　　中国也有悠久的制作建筑模型之传统，清代样式雷烫样至今仍因其生动准确而闻名，不过烫样显然没有木样历史悠久。中国自古就有发达的木工技艺，制作大型建筑或舟舆的木模型，也是匠人们的拿手好戏，代不乏人。

　　耶稣会的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一方面吸收了浙江东阳的木雕技艺，另一方面主事者葛承亮（Alo-ysis Beck, 1854-1931）则带来了德国的木工传统。据长期关注土山湾宝塔的旅德建筑史学者刘妍观察，葛承亮可能是德国木工技艺在华系统传授之开创者，值得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还有日本、西班牙等国的技师从事其间，荟萃东西方木工工艺，诚一时之盛事。

　　传统的木样多在建筑工程开动之前，用以炫示方案、权衡样式，古今中外多用之。土山湾宝塔模型则重在整理记录，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宝塔形象库，这背后无疑有学术和文化追求。其本身作为艺术品的价值，也因这一题材选择而增辉。

　　可以说，葛承亮教士对中国建筑的钻研，承续耶稣会开创的西方汉学传统。在将自己镶入这一文化链条的同时，宝塔研究也让他的工作更具开创性。

　　 西方中国风的Pagoda

　　宝塔（Pagoda）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宝塔是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之标志性元素，此期的中国外销瓷、西方工艺、美术作品乃至欧洲诸国君侯的宫殿园林中，往往以建造宝塔来展现一种猎奇式的中国情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攒尖的亭阁也被归入Pagoda的范畴，此与中国人对“塔”的理解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很难为西文Pagoda找到合适的中文对译词。这种广义的“塔”或者说Pagoda的认识，也在葛承亮百塔中得到体现，其间收录的山东东昌府（今聊城）鼓楼（编号：130417），就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宝塔，而从属于西方中国风Pagoda的图像脉络。

　　究Pagoda之词源，除广泛认为系来自波斯语或葡萄牙语别有所指外，或以为系记录汉语之“白骨塔”或“八角塔”，八角塔说又因广州黄埔的“琶洲塔”音近而得强化。八角塔说虽后起，但为梁思成等学者所采信，流传较广。

　　比琶洲塔更为知名的，是建于明初的南京大报恩寺塔，清初被荷兰人纽浩夫（Johan Neuhof, 1618-1672）记录发表后，因其琉璃巨构，灿烂大观，遂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one of the seven Marvels of the world），当然也是中华帝国的标志。于是在土山湾百塔中可以看到，尽管大报恩寺塔在太平天国之乱中被毁，葛承亮仍然将其做成模型，这也是百塔中唯一非实录的宝塔。通过苏富比拍卖之后，菲尔德博物馆仍保有这座模型以为留念，想来不无缘故。

　　在此时的天主教看来，与其说宝塔是佛教的，不如说宝塔是中国的，宝塔所蕴含的文化因素逐渐压倒了宗教因素。尤其是，对于天主教在华传播而言，利玛窦样式的典范意义此时被重新肯定，利氏从西僧到西儒的实践，都是为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那么吸收中国文化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建筑在传教中的正面意义日益凸显，到20世纪20年代，建筑师茂飞（Henry Mur-phy）甚至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校园内建立起一座模仿通州燃灯佛塔的宝塔，也即今北大燕园博雅塔。选择通州塔自然有纪念燕京前身通州潞河书院的意图，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西方学术与文化界对于塔背后的中国文化想象在起作用，茂飞此举可视为是承接葛承亮之余绪。排除建塔这种极端实践，只是建造传统殿堂式的宗教、学校建筑更是不胜枚举，突出者如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校舍，稍后也由比利时教士建筑师设计成中国传统建筑样式。

　　世博会展览结束后，百塔能够顺利入藏芝加哥Field博物馆，则离不开同是德国人的人类学家、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的支持和斡旋。劳费尔是人类学先驱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的弟子，师徒均学问渊通。劳氏与葛承亮在土山湾相识，早就见识过土山湾工艺院的精湛技艺，确认这批宝塔模型具有高度的艺术和科学价值，其出价虽未达到葛承亮的预期，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终使菲尔德博物馆得以入藏这批宝塔。

　　除葛承亮、卡瓦纳两位经手的耶稣会神父和美国德裔汉学家劳费尔之外，德国建筑史家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 1873-1949）也利用土山湾宝塔档案完成了他的中国塔研究，其成果在1931年发表，可以说是对土山湾宝塔之艺术和科学价值最有分量的认可。营造学社鲍鼎、梁思成接踵继之，推动对中国塔的研究，则可以算是土山湾的余响了。

　　 古塔：废墟意象

　　自浪漫主义时期以来，表现废墟，对废墟的持续关注与展示在西方已经形成风气，寄托着浓浓的“乡愁”。是否表现废墟也成为东西方艺术的一个分野，在清代烫样中可说绝无废墟之表现，它们所指向的建筑都是焕然一新的。有趣的是，在土山湾宝塔中可以看到如雷峰塔、赭山塔、信丰塔和梯云塔等诸多建筑残毁的废墟形象，这也被认为是一种基于考古学的科学记录。它无疑赋予了以古塔为核心的中国式如画景观的浪漫意象，这种指涉通向帝国的厚重历史和东方古典的纪念性。事实上，茂飞在海淀燕园营造的博雅塔，配合叠山理水，可以视为这种指涉的一次全面展演。

　　当葛承亮把星散在内地十八省乃至边疆省份和曾经藩属国的宝塔都记录展现的时候，暗示了各个地方的异质空间和如画风光，这些宝塔共同建构了一个既异质又共融的中华想象。葛氏的工作无疑在前清就奠定了基础，着手宝塔建模时中国已实现共和。从帝制到民国的转换，是否会让观者将对于新中国的体认投射到宝塔典藏身上呢？考虑到宝塔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之代表性纪念物，恐怕葛承亮的宝塔更多的还是强化了中华作为这一文化的独特性。

　　葛承亮为打造这批模型，调动了中外耶稣会的学术网络乃至天主教的传教网络，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可惜的是，葛承亮的调研材料、文物收藏和部分木工作品，遭一场大火付之一炬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所幸的是，他主持制作的木工精品如土山湾宝塔和牌楼，以及布鲁塞尔的中国宫等，有幸流传至今，尚可考察。

　　 乐嘉藻：本国建筑学之整理，不可缓

　　相较于葛承亮试图保存并重新诠释中国的传统遗产，中国建筑史的另一位先驱乐嘉藻（1868-1944）观展回国后则另有一番感慨：“因政府馆之建筑，无建筑学家为之计划，未能发挥其固有之精神，而潦草窳败之处，又时招外人之讥笑。至是始觉本国建筑学之整理，为不可缓之事。”他说的是世博会中国馆，此与新版图录中所透露的，今人和时人都给旧金山中国馆以较高的评价不同。时人往往称赞中国人用简陋的材料和极短的时间在旧金山完成了一座中国式的宫殿，甚至不无夸张地说来旧金山的人都可以零距离感受中国宫殿的实景。从当时现场的照片来看，说这一展棚展现了宫殿式建筑的特征肯定有些勉强，但其又绝非中国传统的诸如棚彩之类的临时性建筑。旧金山世博会填满了为新兴合众国所推崇的西洋古典复兴式建筑，两相比较，乐氏称所谓的中国宫殿潦草窳败，其实不无道理。

　　事实上，选择建造一座中国宫殿式展馆堪称保守，在1867年巴黎世博会、1878年第三届巴黎世博会、1889年第四届巴黎世博会（埃菲尔铁塔落成于此时）、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等历次世博会上的中国馆建筑，皆毫无例外地建造所谓中国风格的建筑，点缀牌楼、亭阁乃至宝塔等元素，试图展现西人想象中的远东帝国形象——事实上土山湾送展旧金山的宝塔、牌楼也是这一模式的重演。如果说早期参会系洋人或洋员替华人做主操办，难改其思维定势，则民元后仍以此模式充数，则属因循旧章，未得革命之道也。

　　乐嘉藻对于建筑上“中国固有之精神”的追求，以及外人讥笑中国馆简陋而引发的羞耻心，当是真诚的。要知道，对于中国传统营造的整理和中国现代建筑的探索，是二十世纪上半页的一种共识。在乐氏贵州同乡朱启钤那里，更是通过营造学社得到了充分的展开。

　　乐嘉藻应该观看了在旧金山展出的土山湾宝塔，在他的《中国建筑史》第二编中，塔专列一章，篇幅不小，其中所引诸塔，似取诸土山湾宝塔图录。如原图录中讹误之所谓“锦州双塔”和“宁波天奉塔”应系“直隶景州塔”和“宁波天封塔”，乐先生竟因袭之，其中或有渊源。这批“原汁原味”的中国宝塔模型，是否给乐氏留下深刻印象？虽是上海孤儿学徒制作，然终究出于外人擘画指导，不无歆羡的话是否尚有其他观感？

　　吊诡的是，百塔在百年之后转让的部分原因竟然是这批模型不够科学、不够精确。这一理由虽让人无法反驳，但无疑百塔在当时的情境下已经尽可能做到了科学和精确，甚至还有研究成果依据土山湾百塔为重要材料，其价值早已超越了本身作为模型的属性。对于废墟、纪念物和中华的体认，更足以让今人对这批宝塔刮目细看。

　　《ACollectionofPagodas:1915Panama-PacificInternationalEx－positioninSanFrancisco》，Mee-SeenLoong著，出版社：Mee-SeenLoongFine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