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沪上论巴金精神: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自我否定"

23.11.2014  12:03

图片说明:李辉在思南文学之家演讲“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写作的影响”   /晨报记者 何雯亚

  东方网11月23日消息:“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著名作家、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家(1998年)获得者巴金这些发自肺腑的文字和精神,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作家,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诞辰110周年,昨日,著名学者、巴金研究专家李辉特地从北京赶来,以“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写作的影响”为题,在思南文学之家开讲。在李辉看来,巴金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就是他的人格力量:真诚、奉献、以及“自我否定”精神。

  写作《随想录

  “开时代之先

  李辉的讲座是从关于巴金的“真话”开始的。李辉并不讳言,在特殊年代,巴金也曾经“人云亦云”过,也曾经写过批判文章。“上世纪50年代,巴金写文章批过胡风。1964年,他也批过老朋友柯灵的《不夜城》。我们今天再谈巴金,不必否认他也有软弱的、自我保护的方面。”与此同时,身为上海作协主席的巴金,是文革十年上海作家当中被批斗得最狠的一个,在当年连电视机都不普及的情况下,上海电视台曾现场直播过批斗巴金的场面。而在巴金下干校劳动期间,患病的夫人萧珊因得不到及时医治去世。在李辉看来,正是这些痛苦的经历,成为巴金后来进行忏悔和反思、写作《随想录》的前提。

  1978年底,劫后归来的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从而达到个人文学和思想的又一高峰。当时的中国文坛,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正在盛行,但巴金从未在文章中抱怨、控诉过个人的遭遇,正相反,他一再提到自己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从道德角度进行自我解剖,并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在《随想录》中坦言:“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讲真话”的精神

  影响了一大批作家

  巴金对文革的反思以及“讲真话”的精神,影响了一大批同样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和他们的写作。萧乾和季羡林先后都做出“尽量讲真话,绝不说假话”的表态。而杨绛《干校六记》、梅志《往事如烟》、季羡林《牛棚杂忆》、韦君宜《思痛录》、萧乾《不带地图的旅行》、廖沫沙《瓮中杂俎》等一批文化老人的回忆录,都为我们今天了解那个特殊年代提供了素材。

  李辉举例说,萧乾是受巴金影响最深的一位,晚年萧乾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对巴金的尊敬和感激之情。巴金曾说过,在自己的朋友当中,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个人是最有才的,“才华超过我若干倍”。1980年,萧乾在香港杂志上撰文,谈及自己与另一位作家之间的恩怨,语言犀利,火药味十足。巴金接连给萧乾写了两封信,开诚布公地提出批评和劝阻,“要大量些,想得开些,那是很小的事。请你多想想”,“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太多了”。

  萧乾接纳了老朋友的好意。1986年,萧乾一组《文革杂忆》的文章交由李辉发表,他在李辉的信中明确表示这一次不写自己的遭遇。1994年,萧乾为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并在给李辉的信中写道:“虚伪的谦逊没价值,没意思,也争取不到谁。‘自我否定’得是由衷的。这需要道德上的勇气。西方也不过出了一个卢梭。

   理解和宽容

  是认识那代人的基本态度

  近年来,研究包括巴金在内的文化老人的作品很多,那一代人的“怕与痛”,被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提及,有些甚至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和批判。李辉特别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和充分认识巴金和他经历的那个年代,我们就没法认识巴金和《随想录》的重要与伟大。“我们要站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分析那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选择。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开个会,你有沉默权,你可以不说话。但在那个时代是不行的,你必须表态。还有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他们未必担心自己,但要考虑家庭、孩子,可能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像巴金,他跟柯灵是好朋友,他白天要念自己写的批判柯灵的文章,晚上又到柯灵家去聊天,他心里不痛苦吗?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代人的痛苦,只是一味指责,从这种指责中获得快感,那真是太容易了。

  在身为历史学者的李辉看来,理解和宽容,是认识那代人的基本态度。“宽容,就是说我认识这个事情不好,我会提醒自己坚决不那么做,但对当年做那些事的人,我是能理解的。进一步说,巴金那代人,在做一些违心的事的时候,他们心里至少还是感到痛苦的。现在的有些人太功利、太世故了,连痛苦和反省都免了。相比之下,我觉得那代人更值得我们尊敬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