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来源: shwomen.eastday.com

屠呦呦近照

上世纪80年代，任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屠呦呦在工作

上世纪50年代，在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在一起

　　她由田野间追寻一株小草，一路走来，不徐不疾，于沉静中发力，却以小草之活性、灵性与韧性，改变了曾被一种叫疟疾的沉疴所困扰的世界。

　　上周，86岁的屠呦呦因创造性地发现、提取了抗疟药物青蒿素，问鼎2016年度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有史以来获此荣誉的第一位女性科学家。1月9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内，屠呦呦缓步上前，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证书。

　　这也是屠呦呦继2011年荣获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获得的又一项重量级大奖。

　　问世40年来，青蒿素已经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的悠悠芳草之心，发散着暗香，经年不衰。即便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关于她的报道铺天盖地，但实际上，她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顽强“抵抗”着外界的关注。

　　屠呦呦的为学、为人、为妻、为母，可以用一个词组来形容——小草芬芳。

　　 39岁临危受命“523”项目，踏上征服疟疾艰苦征程

　　1930年底，屠呦呦出生在浙江宁波。她是家里5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屠呦呦的名字缘起《诗经·小雅》的名句“呦呦鹿鸣”，意为鹿鸣之声。而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呦呦鹿鸣”的后半句是“食野之蒿”——联系到她一生的成就，人们惊叹于从取名开始，屠呦呦的命运注定要与这棵神奇的小草连在一起。

　　屠呦呦的高中同学陈效中跟笔者回忆说，屠呦呦在班上“不声不响”，经常上完课就回家，成绩也在“中上游”，并不拔尖。

　　尽管算不上“学霸”，但屠呦呦学风稳健，还是在1951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毕业后，她被分配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在这里一工作就是“一辈子”。

　　屠呦呦行事低调。即使是获得诺贝尔奖后，她都很少接受媒体采访，避之唯恐不及。在普通人看来，她有些神秘，甚至有人猜测这位女科学家是否“不食人间烟火”。在朋友的眼中，屠呦呦是个十足的“马大哈”，这个词儿，就像形容隔壁阿姨。“屠呦呦生活上是个粗线条，不太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次，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让我帮忙找找，我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面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不像一般女生收拾得那么停当。同学们见了后都笑话她。她家务事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先生做。”陈效中回忆道。

　　作为一名生药专业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1955年进入中医科学院后，除介入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去职进修中医班”，她基本没有与东直门周边的那座小楼长期分开过。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需求——当时正处于越南战争期间，疟疾肆意横行。当时，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这成了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对和忧虑的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开老药的抗药“死结”，为此，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却都没有收获满意的成果。最受此困扰的北越政府对此无能为力，求助于中国。为了研究出抗疟特效药，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了代号为“523”的研究项目，意在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

　　由于还处于“文革”之中，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大多已经“靠边站”或被“打倒”。1969年1月，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的屠呦呦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该研究所参与这项任务的小组组长，那时，她39岁。

　　中国青蒿素的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启动的。

　　 提取实验失败过190次，她与同事们率先以身试药

　　对中医科学的多年浸润与研究中，免不了与草草药药打交道。在研究的最初阶段，屠呦呦从一些疟疾单秘验方中，集中筛选出一些药物，主要集中于胡椒。然而因为效果不够好，胡椒最终被他们放弃。之后，屠呦呦和同事们又以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汇编的《疟疾专辑》为蓝本，对上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这是大海捞针的工作，其绵密、繁琐、耗时，对研究人员的科学眼光、学术性格和为学毅力是个考验。最后，又从200种草药中，得到380种提取物，用于在小白鼠身上的抗疟疾检测，但进展并不顺利。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已经受到关注的草药——青蒿的效果并不理想，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青蒿，这一类绿色植物，屠呦呦在田间采集中并不陌生，“它包括了6种不同的中草药，每一种都包含了不同化学成分，治疗疟疾的效果也有所不同。”“呦呦”与“青蒿”冥冥之中是否有缘？不得而知。反正，她科研生涯中的相当一段时间，跟各种青蒿耗上了。反复实验和研究分析中，她发现青蒿药材含有抗疟活性的部分是叶片，而非其他部位，且只有新鲜叶子才含有青蒿素有效成分。此外，课题组还发现最佳采摘时机是在植物即将开花之前，那时叶片中所含的青蒿素最为丰富。看来，神秘的绿色，果然是埋藏青蒿可以扶危救困奥秘的生命之色！

　　然而，青蒿的实验效果不理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敏锐地意识到，是不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呢？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10月4日，在经历了190次失败之后，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能够明显提高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能大大降低其毒性。

　　多次动物实验结果让人兴奋——这种编号为191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然而，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

　　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

　　在当时还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用中草药治疗疟疾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又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的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就这样，他们在这样“一株”小草中，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

　　让屠呦呦没想到的是，青蒿素研究之后不断受到国际认可。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被称为“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从而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不善交际只讲真话，她只想着“老老实实做学问”

　　获拉斯克奖后，屠呦呦为数不多在媒体上的几次露面，都给人留下低调、淡定的深刻印象。有记者问她，你怎么不是院士？她说申请过，但没批。记者又问她，作出了这么大贡献，付出这么多辛苦，得到过什么奖励？她回答：1979年国家给过一个发明奖，二等奖，奖金5000元，分到她手里是200元。

　　屠呦呦发明了青蒿素，可时至2002年，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她却仍未能申请保护这一发明的专利。有人争功，也有人说，干脆谁也甭想申请。与此同时，青蒿素的技术材料，已为国内许多部门和单位掌握，好多人拿着这项技术去和外商合作，企业办得热火朝天，却没有发明者什么事儿，有时，屠呦呦连科研经费都没有着落。好在屠呦呦性格开朗，当时她已是70开外的人了，能够看透世态，平淡处之。尽管她有诸多委屈，但科研的脚步一直没停。而今提到这些“黄历”，屠呦呦总是笑着说：“管他奖励不奖励呢，过去的事，让它过去，什么不是过眼云烟？不管怎么说，是国家培养了我，还给我那么一个好机会。东西搞出来，就算是对国家的一点报答吧。”

　　并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屠呦呦，不能不表露她的另一种担心与忧虑。她说：“我担心现在有些人胡搞，为了赚钱，他们忽悠人，把抗疟药当作预防药来讲，这样卖得多、卖得快。一有人说去非洲或是其他地方的雨林，不管有没有病，他们都先让人把这抗疟药给吃上，时间一长，不就让人体产生抗药性吗？不就会毁了这抗疟药吗？我们的媒体对此应该呼吁。”

　　了解屠呦呦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科学家。她“不善交际”，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不论在会议上还是个别谈话也好，她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会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这种耿直的性格形成了她不啰嗦、做事果断的风格。在平日的生活中，她被同事们评价为为人低调，而且是长期低调。她常说：“我是搞研究的，只想老老实实做学问，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课题做好，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去想别的。我这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太好，从来没有想过去国外，更没想到要得什么奖。”

　　 不太会做家务事，为工作母女曾长期分离

　　如今的屠呦呦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她的丈夫李廷钊是其同学，两人的爱情曾是一段佳话。早在高中时，李廷钊便暗恋着屠呦呦。两人于1963年结婚。李廷钊曾先后在宝钢、北京钢铁研究院工作，两人生有两个女儿。

　　结婚后，屠呦呦一门心思放在科研工作上。家务事不太会做，买菜之类的事都要丈夫帮忙。李廷钊性格温和、宽厚。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几十年来，两人在事业上各干各的，但一直彼此相互支持着对方。

　　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任务时，在宝钢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两人都要经常出差，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为了干好革命工作，就该舍弃小家为大家”。为了不影响工作，两口子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了宁波老家。长期的分离，曾一度造成亲情的疏离。大女儿刚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些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到北京。其实，对于今天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并非无情，而是别无选择。

　　屠呦呦已经86岁高龄，不少“老年病”缠身，听力严重下降，腰不好，血糖也偏高。她平常的“旅行”，就是和老伴李廷钊在小区里散散步，晒晒太阳。前年10月获得“诺奖”后，对于是否去瑞典领奖，屠呦呦颇为犹豫，她当时在接受《纽约时报》等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这一心态。但当单位相关同事劝她说“获得诺奖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国家的荣誉，如果可能，最好尽量前往”的时候，她就立刻决定去瑞典领奖。屠呦呦的助手跟笔者透露说，老师的血象指标一直都不太好，或许与当年提取青蒿素时接触大量乙醚导致中毒性肝炎有关，而2011年那次去美国领取拉斯克奖回来后，她的骨头疼了一年。

　　李廷钊说：“只要一说到国家需要，她立刻就能下定决心。她一辈子都是这样。当初，为承担起青蒿素研究任务，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两个女儿骨肉分离；为彻底了解青蒿素的毒副作用，她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以身试药。抗美援朝期间，我提出过要参军卫国，当时尚在读大学的屠呦呦，也向组织提出要到朝鲜战场去……”

　　 “小草”拯救数百万生命，仍期待“团结起来做更多工作”

　　自201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公众一提到屠呦呦，就不能不和青蒿素联系在一起，《诗经》佳句，已经成了这位女科学家美丽人生的最贴切比喻。

　　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这位老人又有何感想呢？

　　笔者拨通了屠呦呦家里的电话，老人在听筒的那一边操着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大家一起研究了好几十年，是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这个药物确实来之不易，而且其疗效也不至于抗疟，今后我们要团结起来多做工作。我在这个药物上做了一辈子，非常希望它能物尽其用。”

　　屠呦呦说，她只是一名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一位普通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而感到自豪。与获奖相比，她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

　　在2011年获得美国“拉斯克奖”和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几十年，屠呦呦总是默默无闻的。这次获国家最高科技奖之后，她依然跟从前一样，满足于过平淡低调的日子，同时，倾注目光于那一株株中国大地上并不起眼、却蕴积着神奇力量的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