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妈妈基金会理事长黄惠：左手基金金融 右手慈善公益

　　在仁济东院肝脏外科儿童病区，黄惠与患儿家属及医护人员沟通交流。

　　陆家嘴时代金融中心的高楼里，黄惠坐在沙发上，手上拿着一份天使妈妈基金会的年报，娓娓道出一个个“烙印天使”、“新肝宝贝”的救助历程。此时，这位基金公司的高管脸上，没有生意场上的刚毅模样，有的是母亲讲起孩子的甜蜜与忧伤。

　　从北京到上海，从监管机构“下海”进入企业，黄惠的人生经历了很多变化，不变的是她对“天使妈妈”的十年坚守。“甚至‘下海’，其中也有养活基金会的考虑。”黄惠很坦率，这份工作可以让她每年捐100万元给基金会，“左手为投资人赚钱，右手为孩子们花钱”。

　 　孩子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黄惠对于大病孩童的关注，始于2005年。那个契机，就是她自己成为了一名母亲。

　　跟许多年轻妈妈一样，黄惠也喜欢逛各种母婴网站。在“爱心摇篮”网站，她看到了许多求助信息。“我第一次知道，居然还有那么多孩子因为贫穷看不起病，只能等死，或者落得终身残疾。”这给家境不错的黄惠带来很大震撼，当时她就跟几个妈妈一起，在网上发起筹款。做了一段时间后，黄惠发现，求助的孩子越来越多，她们便正式设立了“天使妈妈”的救助机构。

　　烧烫伤是儿童最易发生的意外伤害，而且治疗过程非常漫长，治疗费用昂贵，大多数贫困家庭无力承担，即使在治愈后一般也会在幼小的身躯上留下印记，并伴随他们终身。“天使妈妈”给这群烧烫伤小孩取了个名字叫“烙印天使”，并建立了全国首个烧烫伤类的儿童救助专项。

　　来自江苏连云港的李家两兄弟，得到了“天使妈妈”的守护。李家兄弟前年被同村孩子模仿灰太狼“烤羊肉”烧伤，高昂的治疗费用，让这个农民家庭山穷水尽。在当地几名爱心妈妈的帮助下，天使妈妈基金及时伸出援手，与北京的医院进行了联系，并为他们发起筹款。

　　这些年，天使妈妈基金共筹措善款7000多万元，参与救助了4000多名贫困家庭大病儿童。但黄惠常会觉得心有余力不足，“就像被困浅水洼的小鱼，也许有几百条甚至几千条，我们能救的只是很少部分。但我们仍然会去做，因为孩子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看到可怜的，就不会拒绝

　　见到小雨鑫的时候，黄惠惊呆了。因为不明原因的腹泻，这个原本美丽的小姑娘只剩下“皮包骨”。“天使妈妈”将小雨鑫接到北京，拖了一年多，最后还是没留住这个“小天使”。黄惠说自己容易心软，“看到很可怜的，就不会拒绝”。几十万元的筹款用于救助一个孩子，但是最后没能救过来，黄惠也承认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但她们仍然会帮这些求助的孩子开设账号。“不作为我们的专项，只给愿意救助的人提供渠道。”

　　救助要不要有门槛，也是很多民间慈善机构在纠结的事。在扩大影响面和提高救助成功率之间，能不能达到平衡？这几年，“天使妈妈”也在摸索这个标准，主要考虑“预后好”，会请医疗专家先判断“有没有救”。“毕竟医学在进步，以前没办法救治的病例，现在也有了希望。”黄惠说，他们开设的另两个专项，关于肝移植的“新肝宝贝”和关于罕见病的“限量天使”，这几年也在慢慢成熟。“放在十年前，医疗技术还没进步到这个程度，要救助这些孩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上海，仁济医院是“天使妈妈”开展儿童肝移植救助的定点医院。一名来自河南洛阳的男婴小宸因胆道闭锁到上海接受治疗，术后效果不佳，需要进行肝移植，这让这个农民家庭陷入了困境。在“天使妈妈”支持下，仁济医院为小宸做了亲体移植手术。据“天使妈妈”的随访，小宸术后恢复不错，现在变成了白白胖胖的“小帅哥”。

　　 做公益与做公司都要可持续

　　金融高管与公益机构负责人，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在黄惠眼中却有共通之处。“做公益和做公司一样，都要可持续，要对投资人和救助对象负责，不能今天不高兴就关门不做了。”

　　黄慧上任以来，财通基金保持着“零违规”的良好纪录。“我们不会冒巨大的风险，去博取一个短期的表现。”在内控管理上，黄慧重点安排了对投资研究、投资决策、交易执行、基金清算和信息系统管理等核心业务的合规性监察，对其他业务安排了定期检查，保证每年对业务环节进行无一遗漏的稽核，实行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督。黄惠说，我们看重长期发展。

　　与基金行业一样，民间慈善的种种不规范也常被人诟病。“天使妈妈”也曾受到外界质疑。2013年底，在原来“天使妈妈”团队的基础上，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成立。黄惠作为三名发起人中唯一一位在职的，有一项重任是筹集基金会正常运转所需的行政开支。“民间慈善机构先天不足，容易受质疑。尽管有规定一定比例的善款可用在维持机构运营上，但我们承诺捐赠人的钱不用在行政开支上，办公场地、员工薪水等都是我们另外筹资的。”黄惠说，为了运作更加透明，基金会坚持第三方审计和第三方评估，每一笔捐款去向都在网上“晒”出来。